“某”，作者自称。古人书信在拟稿时往往不署名而代以“某”字。
“君实”，司马光的字。“游处”，此处为经常交往之意。
“术”，此处指治国之道。
想着昔日你对我的看重，今日的回信不能粗率了，故准备针对你信中内容详细地说明理由，也许会得到你的谅解。
“名实”，指名义与实际是否相符。
“侵官”，指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侵夺了原来官员的职权。“生事”，兴造事端，指变法而言。“征利”，取利，指推行均输法、青苗法等事而言。“拒谏”，拒不接受反对者的意见。
“有司”，百官都各有专门的职掌，故称官吏为有司。
“邪说”，谬论。“壬人”，巧言的小人。
人们习惯于因循苟安、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而士大夫大多又不忧国事，认为顺应众人就是为善。
“盘庚”，殷代的君主。盘庚即位，决计把国都从商迁到亳，臣民都怨恨反对。
这封信是王安石回击司马光对新法的责难的。司马光当时为谏议大夫，故称司马谏议。
宋朝一开始就采取兵将不相习和守内虚外的政策，因此辽、西夏乘机进犯，而宋王朝往往割让土地，献纳银绢以求和。这些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宋王朝对上层官僚地主却采取优客的政策，允许他们自由兼并土地，大量的农民沦为佃户，生活极端痛苦，被迫纷纷起义。
吏治腐败，财政枯竭，国家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王安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极力主张推行新法。新法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几个方面，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司马光则坚持守旧观点，骂王安石“违法异常，轻革朝典”。他们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曾多次书信往来，互相论难。
司马光在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信中说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针对这四点进行了反驳。
在王安石看来，变更法制，是受天子委托，且是为了兴利除弊，置官理财，是为了“抑兼并，振贫弱”，回击守旧派的攻难，是为了伸张正义，怎么可以称之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
针对司马光的责难，王安石一一驳来，言语虽短，理由却充分，以斩钉截铁你的口气，表明执意不回的态度。
司马光的信中还说：“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
王安石早已料到众人的反对，因为当时士大夫习于苟安，得过且过，所以对新法议论汹汹，但他决不为止动摇。他经过深思熟虑，确认非变法不能使宋王朝转危为安，用盘庚迁都的事例来表明自己态度的坚决。
这封信着墨不多，问题却说得透彻，把它和司马光写来的长信对比，更显出它的言简意赅。“劲悍廉厉无枝叶。”
选二：《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