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897年，严复在发表的《天演论》中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两者看似相差无多，但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生物角度看，两者都不能一概而论。严复翻译《天演论》，对原文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剪，而后提出了一种思想—即现在惯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下文简称社达）。此后，社达成为了清季民国人们口中的圭臬，这个理念帮我们走进了残酷的丛林，迎来了相当的富强，可也让许多中国人忘了一些东西。
首先得明白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动物一样，优胜劣汰，强大的生存下来，弱小的无情淘汰。这个要放在现在，在场面上当然是人人唾弃，毕竟“人人平等”，把人搞的跟动物一样，那“人”何必再称为“人”？我们身为人的优越感也不允许我们遵从动物的“丛林法则”。但是社达与动物界的丛林法则还是稍有不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与严复提出的“进化论”也是有区别的，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三者之间的差别。
达尔文的进化论针对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大家都是慢慢随着环境的改变慢慢进化来的，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套法则却不适用于“高等生物”的人类，人类需要适应的环境和大自然的生物不同，我们不再是单纯的适应“自然环境”，我们更需要适应的是“人类社会”。而且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更倾向于“适应”，说白了，大自然就是甲方，它是老爷说啥就是啥，它改变一点，作为乙方的生物就需要被动的去迎合它，随着它改变一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