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五四”中国新诗语言白话化的考察同样应以白话新诗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为准绳，尽管这一新诗运动最初的动因和兴奋点只是革命而非艺术提升。新诗语言的白话化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功标志之一，它的文学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其艺术价值。白话化确立了新诗的文体地位。五四时期人们对诗歌语言的认识较清末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白话文不仅成为译诗和创作的主要语言，而且人们从思想层面上深刻认识到了采用白话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五四文学革命使人们逐渐明白了诗歌革命的关键是语言层面的变革，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
周作人认为新文学采用白话文的原因并不是胡适所说的“古文是死的，白话是活的”，而是因为“言志”的需要和“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现在呢，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切，遂对一切问由，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
不仅创作，五四时期人们希望自己翻译的是外国白话诗，译者表现出对外国自由诗和白话诗的偏爱，同时具有语言革命精神的诗人在这时期也受到了中国诗坛的欢迎。译诗选材的这种语言标准契合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时代需求，有助于促进中国新诗语言的白话化。出于国内新诗运动的需求，胡适、刘半农等提倡白话文运动最力的人翻译了很多外国的白话诗，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宣称只翻译外国的白话诗，但他们对外国白话诗的偏爱透露出其译诗选材的白话化标准。
在译作《老洛伯》的引言中，胡适道出了翻译苏格兰女诗人林德塞（Lody. Lindsay）作品的原因该诗的语言带有“村妇口气”，是“当日之白话诗”，因此翻译该诗可以支持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可以为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提供有力的证据就为什么翻译《老洛伯》的原因而论，胡适明显地是因为原诗是“白话诗”，在语言上采用了对之加以赞赏并翻译成中文白话诗的。人们在五四时期充分认识到了译诗语言的重要性，从语言的思想层面上对新诗语言的白话化作出了判断，新诗也正是在语言上白话化才最终确立了在文坛上的正宗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