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誓文》是日本明治天皇于庆应4年阴历3月14日（1868年4月6日）发表的誓文。此为帜仁亲王书写版本。
1889年，为了回应19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自由民权运动，日本政府在伊藤博文的主导下起草并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里给了天皇很大的权力，但是也确立了帝国议会，日本众议院也由民选的议员组成。帝国议会有法案提出权和预算同意权，可以通过审议预算来监督行政权力。虽然没有条款空间让内阁形成一个主要政党，但是政党这个元素并没有被这个体制所排除出去。
很多人会觉得，这些微弱的民主要素是人们能要求一个“专制政府”妥协的极致了，但是对于自由民权运动家来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字里行间里给在议会里的组织政党留了很大空间，这使民主运动能持续茁壮成长下去。在这些成果里，自由派媒体在其中也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支持，他们为男性的普选权和两党制造势，也让民主民权的诉求深入民心。
然而，这些为自由民权鼓与呼的自由派媒体，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是立场坚定的民族主义煽动者。这些媒体认为自己是日本底层人民的发声筒，所以他们认为，当日本国家*和外交官被迫屈服于列强势力的时候，他们就有责任指责他们背叛了日本人民。比如，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割让了辽东半岛给日本，但是俄国、法国和德国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干涉，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于清政府。日本媒体煽动民众强烈抵制列强的干涉，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也引爆了紧接其后的日俄战争。伊藤博文等《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起草者，深深地厌恶日本媒体扮演着的煽动民众民族情绪的角色。
1886年6月，明治天皇在枢密院会议上审议宪法草案，右侧站立者为伊藤博文。圣德纪念绘画馆。五姓田芳柳绘。
在一战之后，经过自由派媒体的呼吁和努力，一些争取了好久的目标，像男性的普选权和两党制都成为了现实。在野党会就一些热议的话题攻击执政党，比如腐败或者外交政策出错。而媒体却没有很好地跟上监督执政党的脚步，反而变得见风使舵，日益民粹化，这为日后的二战军国主义体制埋下了伏笔。他们在推动民主改革中功劳颇大，但是短视的民粹倾向没能够培养出民众一种健康的民族情绪。随着20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加深，媒体大肆渲染所造成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力也达到了顶峰，这使很多日本政府官员、平民和军官都觉得很难找到一条合适的外交出路，日本也顺势走向了军国主义体制和战争的深渊。
在二战之后，盟军的占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党和媒体在发动战争的角色上的问题。虽然在1947年和平宪法颁布之后，媒体和公共教育机构一样，肩负着传播宪法和平主义的价值的任务，而且在这点上，媒体做的比政党好。在日本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里，民意是十分排斥重新军国主义化和修宪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媒体也在20世纪六十年代煽动公众去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结果迫使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计划，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也被迫下台。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战后媒体最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政治。那时日本改革了选举制度，在媒体的大肆造势之下，自民党在战后首次下野，实现了战后的政党轮替，细川护熙组成了非自民-非共产连立政权上台，细川护熙也成为了日本1955年后第一位非自民党首相。
但是，Kazuo Komiya却认为，由于日本媒体依然易受民粹影响，煽动民粹的性质并没有彻底的改变。今天日本媒体受到了更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压力，就像西方近年来反政治建制精英和反主流媒体的民粹势力在崛起一样。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很重要的补充形式，但是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民粹力量，已经开始威胁到讲究多元平等的自由民主社会的根基。
所以Kazuo Komiya总结道，自明治维新以来，媒体是建立日本民主社会的一个先锋性的角色，但是他们在处理民族主义和民众情绪上面却一败涂地，这如同二战前日本媒体为日本民主社会埋下的雷。现在，媒体们要打破被民粹绑架的困局，要负担起作为多元民主社会的中流砥柱的角色，才有可能真的完成日本的民主事业。
未完成的日本式民主事业：日本外交与宪政的得与失
作为一个法学家，Kaoru Lokibe自上而下地审视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外交上和宪政上的得与失。在安倍晋三屡次提及要“修宪”的背景之下，在当代国际关系充满着变数的情况之下，日本该如何总结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外交和宪政上的得与失？如何使日本未竟的民主事业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在迎接当下严峻的挑战时不重蹈覆辙？
首先，Kaoru Lokibe为了重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和外交轨迹，把这150年做了一个历史分期：1868年到甲午战争是第一个时期，重点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第二个时期是甲午战争到1928年，这是一个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期，政党政治的确立，日本的民主达到了战前的一个高峰；第三个时期是1928年到1958年，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和结束，以及战后体制的开始；第四个时期是从1958年到1988年，受冷战影响的战后体制；然后1989年到今天，日本处于后冷战时代。
不过，历史学家们对日本的现代史何时起源众说纷纭，有些历史学家会追溯到16世纪，有些人认为是明治维新。同样的，历史学家开始挑战简单的战前和战后二元对立的分期——其实所有的历史分期论在理论上都应该被挑战。
但是，Kaoru Lokibe认为这个150周年依然值得去审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历史分期就毫无意义，这不是哪种历史分期论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而是因为若以1868年明治维新，和1941年日本对美国开战这两个讨论日本现代史绕不过的时间点为基点，到今天，战前和战后在时间段上达到了一个数量上的平衡。所以审视这150年，我们也许能找到这段历史的起点以及未来。
对于日本的外交史来说，有三个条约特别重要，一个是1858年被打开国门的“安政条约”，一个是二十年代的华盛顿会议上对远东利益的瓜分签署的多边条约，还有战后的“日美安保条约”。这三个条约都是日本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情境下做出的理性让步，却也都造成了日本国内极大的民族情绪压力。
就“安政条约”来说，日本对美国、英国、俄国、荷兰和法国开设通商口岸，给予他们公民的治外法权。对于明治政府来说，修改这些条约就成了外交上的首要任务，他们采取渐进的行动，但是每一次，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以开放内陆口岸为条件，去交换改革他们的领事法院体制的治外法权时，都遭到国内的强烈的反对。1920年华盛顿会议，瓜分和平衡日本在远东的利益时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的“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更是引发日本国内规模非常大的群众运动，使得岸信介被迫下台。Kaoru Lokibe认为，这些案例都是因为政客在日本国内失败地处理这些外交问题。在每一个例子里，政客们都使反对力量得以利用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反制，给执政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以至于很多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遭到民族主义绑架。对于当下的日本来说，如何总结这些案例的教训，对将来如何处理好“日美安保条约”来说十分重要。
对于日本宪法史来说，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在学习了西方各国之后，仿照普鲁士起草的宪法，十分着重强调君主的权力。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政党活跃了起来，在帝国议会中，这些政党认为宪法是一个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解释和歪曲的条文，当时的立宪改进党就宣称日本是一个宪制的君主制下的英式议会内阁。这也是因为伊藤博文在起草宪法的时候，虽然倾向于强势的君主制，但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英国的体制，作为对民间自由民权运动的一个妥协。慢慢的，在20世纪20年代，包括伊藤博文等在内的高官，也协助形成了议会里的两党制，而天皇的概念仅仅等同于最高的“国家象征”，这在那时被广为接受。然而，这套混合的体制并没有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里得到很清晰的保障和宪法条文明确的规范，这为后来军国主义体制和战争埋下了伏笔。
战后的宪法跟明治维新的宪法相似，是一个混合体。它依据英式的议会民主制，同时又融入了美国体制的部分特点。比如最著名的是，它限制了内阁去设置日常的立法议程的权力，然后给了参议院很大的权力。这使得政府难以迅速而有效率地通过一些日常立法。
在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当中，他们给这个笨拙的机器加了润滑油，发展出了一种加速立法的方法。他们先多多少少地保证法律草案的实施，再正式地提交给议会。政客会跟很多游说团*往过密，来保证他们在选举时的选票。这些游说团体，抹平了官僚和日本工业资本家代表们的利益分歧，使得自民党能连续执政几十年。在冷战时期，这样的政治稳定性使得日本站在了西方阵营的一边，也使得经济高速发展。在冷战结束后，日本选举改革使得议会系统更接近于宪法的目标，这使得很多小党被选上来了，也实现了政党轮替。但是在2009年，新的集权化的自民党重归执政，他们继续改造了这个新系统。他们改变了地方竞选的政策，推迟减少政府的支出，使得反对的声音减少。虽然很多小党能够存活下来，但是他们会为了地区的一个议席而斗争，他们的声音是割裂的。
二战之后，日本宪法的框架由于是一个混合体，所以不可避免地在法律条文上和应用上产生了空隙。当然，这让这个体制更加灵活，特别体现在战后日本民主的建设和经济的增长上。但是它也让这个体制变得难以理解，以及人们很难去确证它符合宪法的精神和人民的意志。尽管法律原教旨主义是危险的，即使它的本意是好的，因为它坚持一些对法律条文严格的应用，就需要付出平衡和谨慎的代价。但是日本宪政的不稳定性，在“修宪”呼声此起彼伏的当下，这个问题更显得突出而重要。
明治维新的谱系学：我们该如何认识明治维新？
“黑船事件”，“倒幕运动”，明治维新似乎就这么开始了。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它的确客观地存在着；但是作为一种话语，一种观念，一段叙述，一种神话，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人，都有对明治维新这一历史的不同的解释和看法。恰如福柯提倡的谱系学的历史，把历史重新问题化，去发现人们以现实历史的政治实在为出发点“虚构”的历史，或人们以历史真理为出发点“虚构”尚不存在的政治。Reiji Yoshida就帮我们梳理了关于如何认识明治维新的谱系学，这也反映了各个时代谁在背后占着统治地位。
吉欧索尼所绘明治天皇像。
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明治维新让日本从非西方国家脱颖而出，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避免了被西方国家殖民的命运。比如大阪城市大学日本史的荣休教授Toshihiko Mori在2010年的一个座谈会指出，“明治维新是一个对日本社会整体性的改变，在19世纪的国际环境下，明治维新使得日本从封建社会跳跃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日本对于18世纪开始于西欧的工业革命的挑战的反应”。
实际上，这只是事实的片段，隐含着西方现代性的中心地位。其实在“黑船事件”之前，阿部正弘，江户幕府老中首座，已经知道了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也预料到日本会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在“黑船事件”后，阿部正弘能反应得如此迅速也就不奇怪了。当时阿部正弘问佐贺县官员，能否为幕府造出200个铁炮来。而佐贺县是当时通过进口的荷兰图书唯一成功地学习了荷兰人大量生产铁炮技术的地方。但是结果还是失败了，幕府还是只有铜炮。这可见当时日本在技术上和西方的差距。这也是日本人民为什么到现在都很为明治维新而骄傲，因为明治维新在工业技术上让日本赶上了西方。
在日本的流行文化里，有许多底层武士在倒幕运动中成为英雄的故事，这种类型故事经常出现在日本小说、电视剧和电影里。比较出名的英雄主人公比如西乡隆盛和坂本龙马。但是历史学家说——尽管大家都喜爱这些倒幕运动中的武士英雄——可明治维新从来不是靠这些英雄就能被完全解释的。
在战前和战后，在历史学家之间，对明治维新的叙述也各有不同。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不同的政治立场，明治维新的很多方面会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或者无视。
东京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Hiroshi Mitani说，“在我看来，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是取缔了阶级世袭的制度。在明治维新之前，人们生于这个等级，就一直属于这个等级”。“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场革命，不只是在为旧帝国体制的延续而进行维新。” Hiroshi Mitani给明治维新加上了经常被历史学家忽略的革命性的维度。
然而实际上，我们能从明治维新中找到一个悖论。
武士阶级在帮助建立一个现代明治政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明治政府却废除了等级制度，提倡四民——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平等，废除了武士特权，包括定期发放给武士的大米等。这场改革使得社会阶层流动了起来，结果却是，这场改革最大的输家就是武士阶级。
Hiroshi Mitani说，有三分之二的武士阶级，大概占全国三千四百万人的百分之六，在废除武士特权之后变成了无业游民，另外还有三分之一变成了官员。“所以精英阶层，大概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就这样不知所踪，无人关注。”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军国主义开始盛行。军国主义政府开始美化明治维新里支持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来证明自己继承了帝国的合法性。比如，在1939年到1941年之间，日本教育部出版了六卷本的有关明治维新的官方历史教科书。这个出版的目的是要“让人民知道国家的尊严”。因此，这个维新的历史故事，都是围绕着一些支持帝国主义的活跃分子来展开，包括帝国主义者们和他们政敌的斗争故事。
然而，据Hiroshi Mitani说，这些故事过度简化了实际的历史，因为明治维新不同的党派都有着他们的不同的议题，所以的确这套历史书里很多历史事实是真实的，但它们忽略了很多故事。可是他们这个版本的明治维新的历史，影响非常深远，影响时长一直到达战后。
到了战后，有很多历史学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Fuji Takagi，东京的大妻女子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认为，左翼的历史学家贬低明治维新革命性的一面，因为它对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们相信老的阶级系统仅仅被地主们和佃农们取代了”，因为这个比较符合共产主义的历史线性进步论。
这些战后的历史学家，跟很多日本人一样，很厌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时日本的军国主义，特别是厌恶大家对天皇的崇拜。然后他们发现这套现代帝国体系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他们就批评明治维新，对明治维新的评价都降低了很多，Fuji Takagi说。“历史研究不仅仅是研究过去，也是关系到你现在如何看待当下的这个社会。历史学家看过去，是为了形成一种看待现在和未来的方式。”Fuji Takagi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日本历史学家为什么在战后会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日本历史学家的吸引力退潮了。很多年轻学者开始更关注精确的、关于具体事实的、对历史材料的考证的研究，比如去找新发现的手写文件，而不是去描绘一个宏大叙事，Fuji Takagi和Hiroshi Mitani都这样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倒戈。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种宏大的有目的的历史观，但是解释结果却不尽如人意。”Hiroshi Mitani说。
Fuji Takagi则认为，在苏联解体到现在快三十年当中，也是时候让日本知识分子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不管是那是战前的天皇崇拜还是战后的马克思主义，让大家站在当下的角度重新去看明治维新。
他还认为，他最近嗅到了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的踪迹。当然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民族主义者经常对他们国家的历史采取光荣化的策略，对他们国家犯过的错误进行贬低或者无视，比如有的日本教科书里轻描淡写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暴行。“所以我很担忧。这个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会不会变成对国家的一种光荣化的纪念。”他说。
另一方面，大部分日本人并不关心战前帝国主义的教育和战后马克思主义对日本战后历史学家的影响。许多日本历史迷只是关注那些戏剧性的，经常带有演义性质的明治时代武士英雄的故事，比如司马辽太郎的畅销历史小说。
司马辽太郎的《时代英雄传》，首次通过报纸刊行于1962年到1966年之间，一共卖出两千五百万份。他写的明治时代的故事让他成为日本战后最出名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