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就那样结束了。
天才，刺儿头，师徒纷争，打架事件，神坛跌落，王者归来，未完成的梦，所有的一切随着那次严重的骨折成为昨日云烟。
对王濛来说，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向前。运动人生很短，但人生很长。
自少年时代飞驰在冰场上，王濛一直呈现并实践着自己作为运动员的世界观：她是一个人，一个不完美的，易冲动的，渴望胜利、不甘平凡的「人」，而不是一个乖顺的、服从的、滴水不漏的、自我格式化的「机器」。这也是她能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成为搅局者、让王濛最终成为王濛的力量——运动员时期是如此，后运动员时期也是如此。
举国体制下，某种意义上运动员都是国家的孩子，王濛的队友、好友周洋这样形容运动员时期的生活，「吃啊、喝啊、睡啊、出门什么的，所有都是有人给你安排。你每天可能什么都不用想，想训练就行了。」这种培养体系的优势不言而喻，但也会令运动员形成一种自我和封闭的性格，「眼界通常会很窄」，然后时间一到，灰姑娘失去水晶鞋，接下来的人生，必然要面对许多迷茫。
周洋说到自己刚刚退役时的感受，「你发现你面向社会的时候，有这么多会发生的事，你又不知道你自己适合做什么，这个选择其实是很难的。」退役后突然拥有了大量的时间，时间多到让周洋心里发慌，「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什么事都没有，躺在沙发上，我说我怎么好像过了60岁的生活？」
以自己作为参照，周洋印象中王濛没有这样的时候，一方面王濛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另外一方面，周洋觉得外界更习惯依靠过往那些标签认知王濛，「当运动员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把她所有的那些棱角啊，性格都表现在短道速滑上，所以她那种霸气啊，对对手的那种感觉，可能所有人就不管她能不能滑过王濛，都被她的霸气所压制。」
甚至包括周洋自己，第一天到国家队报到，跟队里除王濛外的所有人都打了招呼，「就看她长相什么的，觉得比较凶，感觉很害怕，不敢说话。」
但真的接触下来，周洋发现王濛完全不是新闻报道和自己偏见中的样子，她非常热心，会凑过来告诉她队里每个人的滑行特点，叮嘱她训练前做好准备活动，当时周洋只有15岁，比赛间隙，王濛还会带着她去买巧克力。
因为自少年时代对器材的着迷，王濛在运动员后期对冰刀精度的控制，能够做到完美贴合运动员的脚型。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周洋比1500米时冰刀折了，一直负责她器械的王濛把备用冰刀磨得跟出问题的那双一模一样，周洋用那双冰刀拿到了金牌。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1000米，王濛与周洋庆祝夺金 图源视觉中国
温哥华冬奥会女子3000米接力的另一位队友张会也提及王濛的细心，当时王濛和周洋是队内的绝对主力，张会坦言，作为运动员个体来说，跟王濛和周洋同处一个时代，「是一种无奈」，因为绝对实力摆在那里，滑不过就是滑不过。这也就造成了队伍内部，其实一直有主力和非主力的区分，「我们这整个代表队的10名运动员，可能就相对比，会有一些受冷落的这种感觉。」
但在温哥华，王濛有什么事都会拽上张会几个，「像白天楼下去吃饭，还有一些按摩、开会，她会主动去把我带入到那种环境里面，让你觉得你受重视了。」
周洋和张会都提到王濛身上「不只要自己好，还要大家一起跟着好」的特质，周洋将这种特质形容为「主人翁意志」，「她就会把你的事儿，真的当自己的事儿。」
退役之后跃入真实的世界，王濛身上这种主人翁的意志也没有消散，「她是一个，为每个人都着想的人。她就觉得她有种义务。」周洋觉得，就运动员来说，这是王濛与其他运动员很大的不同。
离开国家队后，王濛折腾公司，开工厂，建立品牌，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是，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带着曾经的队友，同样已经退役的运动员，为他们做点什么。但失去水晶鞋之后的日子，每一步要自己趟、自己熬。
《人物》的第二次采访中，王濛提到了自己首次创业却*的故事。
那是2014年，刚退役的王濛，带着前奥运冠军的名号，还有滑冰十几年「攒下的血汗钱」，回到家乡七台河创业的日子。但因为缺乏经验、判断失误，以及「太容易相信别人」，这次创业以*告终，「赔了几百万吧，两三百万，我相当于自己这些年的滑冰的血汗钱，你自己就赔里了嘛。」
但最让她无助的不是赔光了所有钱，而是奥运冠军的名声带给她的软肋。即便破了产，合作方还是不肯罢休，不断*扰她的家人，她爸爸开车出门，会有人在车旁假装摔倒碰瓷，如果报警，又有人说王濛姐夫是公安局局长，事实上，姐夫只是一个普通警察。后来，王濛决定走法律途径解决，谣言又来了，「即使法院判决书下来也无休止，就变成法院院长也是我家亲戚，哎呀妈呀，你说这城市都是我的呀。」
那段时间的王濛，被「奥运冠军」四个字绑得束手无策。她选择停下当时所有的业务，「我不想再做下去，我受不到任何的保障和保护，你就感觉它是个（坑），你看到了你自己未来就在这个洼地当中耗死。」
「她当然有特别难的时候，叫天天不应的时候。」张会也对《人物》提起了那种「盛名之下，却有苦难言」的感受，「我们抱头痛哭的时候，怎么可能让别人知道呢，人在最难的时候，自己最难的时候，只有自己身边的人能理解。」
那场噩梦持续了几年时间，直到2018年王濛受邀重回国家队担任教练，她仿佛得到了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即便在国家队执教时期，还是会有关于她的举报信寄到国家体育总局。
2018年5月，王濛出任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主教练。一年后，她又出任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国家队教练组组长。这期间，聂鑫、周洋、张会这些旧日的队友和朋友也被纳入教练团队。
聂鑫记得，接到王濛电话的时候，自己的女儿刚出生，户口都没来得及上，但他立刻就从沈阳来到了北京。退役多年，他们这群人又有了一段共同燃烧的时光，经常夜里12点还在开会，运动员怎么整，教练员怎么整，还有一些对外宣传或者商业赞助之类的活动怎么整。
有一次国家队在外地训练，王濛的母亲去探班，老太太在基地呆了三天，只在吃饭的时候见过王濛两次，聂鑫一直叫王濛妈妈「老娘」，「老娘说，那我来干啥来了，你们这么忙我就不来了，完了就说，说的革命要像你们这么干，早就胜利了。」
只是，那段壮志在胸最终以悄然哑火的方式作结。北京时间2020年4月28日，国家冬管中心正式完成最新的人事任命，王濛卸任教练组组长一职。
聂鑫到现在也不太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2019-2020赛季短道速滑6站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队取得的总成绩为10金10银10铜，成绩亮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不让做就不让做了。」
王濛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决定。聂鑫记得，当时王濛的态度是，「她最多就是说这个东西有点问题，我决定不了，那就这样吧。」但令王濛高兴的是，北京冬奥会的教练团队，基础班底还是自己执教时期搭建的。她还特地从俄罗斯请来了安贤洙，虽然经历了诸多风波，但因为对短道速滑的贡献和理解，安贤洙始终是王濛最尊重的运动员。
王濛记得，领导谈过话之后，她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赶紧回家收拾东西，然后第一时间去海南，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在那里生活的父母。她想的是，父母年纪大了，如果通过别人听到关于她不好的消息，肯定又要着急上火。索契受伤那年，父母最早是从外界听到的消息，当时给老两口吓得够呛。
那天，她开车开了一天一宿，一路没合眼赶到海南。「到了跟前，我自己说完了，好了，我自己说完了相当于他们就理解了，他们年龄大了，受不了这些刺激。」
2006年冬奥会中国代表团载誉返京，王濛搂住家人 图源视觉中国
「人」和「体制」不管是运动员时期，还是国家队的短暂执教经历，外界习惯的一套叙事模型是把王濛视作体制的对立。
王濛自己并不接受这种关系。或者说二十多年下来，她在体制中成长，成熟，她以个体的荣耀成为一段持续的集体荣耀的一部分，她也在其中有过挣扎，冲撞，背离与归来，她渴望奉献自身。
张会觉得，王濛身上一直有一股非常正向的能量，「就是我们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负面的东西，我们并没有觉得国家对我们不好，国家给了我机会，我做到了，并没有说国家要给你什么，它是给你机会了。」
据聂鑫介绍，王濛妈妈是个亢奋的老太太，从小就给他们几个孩子灌输爱国爱党思想，「没事的时候就给我们上课，我还是部队的呢，就没事跟我们讲，必须得听党话，不能啊，你们不管是干到多大的官啊，到什么位置上，你们可不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
从小浸泡在这种教育中，加上运动员时期的经历，聂鑫觉得王濛骨子里也是有一股「精忠报国」式的豪情，「她当时有很多想法，怎么对运动员好，怎么让整个队伍更好。」
有时候这种豪情甚至会弄得大家哭笑不得。2019年一次冰上项目誓师大会，王濛提出要求，所有参加誓师大会的外教必须要会唱中国国歌，很多外教压根儿不会中文，但王濛觉得为中国队打比赛，这种要求不算过分，最终的誓师大会上，世界人民大联合，各种发音声调，总算是把歌唱完了。
王濛执教国家队期间，辛庆山被邀请过来担任顾问，那段时间，辛庆山在昔日弟子身上观察到一些运动员时期没有的东西，「当得挺有样儿的，挺像模像样的各方面，各方面考虑的问题，挺有力度，挺有魄力。」
王濛说，国家队的经历是一次很好的历练，经历过就是财富，国家队最多的时候500多人，日常要处理的事情堆成山，但反过来也是很好的实战练习——练习从一个人往前冲到慢慢走进人群、走进人与人缔结的各种网络。
说到此处，王濛来了精神，她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信奉的终极东北哲学，「当两年教练的时候干了多少事啊，跟人家交流，跟人家搞关系，维护关系，是不是啊，请人裁判来，请人国际裁判到中国来执裁中国最重要的比赛，比完赛了请人喝酒，那裁判那一个个的，你以为呢。」
切换身份之后，王濛也切换着自己的处事方式，她很少再冲动。中国队以往在判罚上吃过很多亏，梳理琢磨一番，王濛最后的结论是，得把规则吃透。这时，运动生涯中累积而成的世界观也在顽固地发生着作用，「裁判他是个人，他是个人啊，他不是个机器，对不对？」
请客吃饭的钱都是她自己掏腰包，「干这些事目的是啥啊，不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规则弄好，这个事得做，你还能跟人打架去吗？」
为了跟国际滑联技术代表兰伯特请教一些技术细节，她心思细腻的一面也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那请教你咋请教啊？不是喝个咖啡就是吃个饭吧，我还不能带翻译，就自己真是『邦邦邦』往出嘣啊，那怎么办。你多带一个人，你就让人多了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对吧，就咱俩，划拳都行，来吧，为了把事干好嘛！」
兰伯特是加拿大人，后来中国队到蒙特利尔比赛，他特意请王濛吃了顿火锅，「那你说凭啥人能请你，为啥前几年的时候你都跟人家在干仗呢，那怎么到我这儿的时候就不打了呢。对吧，咱得请教，打啥架啊，是不是？」她绘声绘色地描述那段时间的收获，「那裁判就说不管我执不执裁北京冬奥会，我都记住有你这个朋友。」
在王濛的认知中，你给我面子，我也给你面子，大家互相交换真心，那才是理想的人际关系，但除此之外更复杂的关系，很多时候她也没有办法招架。
王濛执教期间，正好赶上四年一届的全运会。全运会对地方来说，意义远重要于国际比赛。那是王濛带队最吃力的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王濛要平衡很多关系，「你当运动员的时候，我管我自己，我好好练好了，我带着大家都上，不是的，做教练，做管理完全不是一回事。」
很多事情没法细说，地方上过来做工作，得保全运会的成绩，运动员这时候的心思也会变化，「你说你明知道他去保这个全运会的状态，但是你还没办法说，比如说他说他昨天没睡好，是吧，我就找科研团队，来，你这个睡眠监测仪，给我分析分析他到底睡没睡好？但是它意义不大啊！」
大家心思不往一起使的时候，说什么团结奋进都没用。对王濛来说，那是一段「每天都是很头疼，今天不是这个有问题，就是那个有问题，就没有没有事的时候」。
「我不可能为你每一个领导去负责。因为我没有办法对你们每个人负责。」王濛这样描述那段时间的难，「就是我不会把握这个，去平衡这种关系，自己就天天也睡不着觉，不踏实，干得就是太心累。」
总结国家队期间的工作，王濛告诉《人物》，她的底线只有两条，「第一，我要对得起运动员；第二，我对得起国家。」
辛庆山相信，以王濛的性格，一定经历了种种难处，「我们接到一个通知，散了就完事了，大家都一头雾水，也不能问，也不能说，这个东西就，哎呀。」
都灵冬奥会后，辛庆山淡出国家队，后来受吉林方面邀请，在吉林工作了很长时间。对于他的这个选择，当时身边的很多人都不理解，「国家队带那么多奥运冠军，实现那么多突破，零的突破，你看你那里头那几个人，哪有行的人啊，好苗子都去国家队了，根本就没有行的人，那不把你的名声都毁了嘛。最后带不出来，你名声就没了。」
辛庆山觉得这样思考问题就太累了，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喜欢这件事情。」
退休之后，辛庆山又接受新疆的邀请，这两年在新疆忙着训练队员和梯队建设。似乎冥冥中注定的是，辛庆山前往新疆，又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速度滑冰，随着短道速滑的火热，速度滑冰在国内渐渐受到了冷落，与世界一流队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辛庆山希望能趁着这几年的时间，捡起年轻时候擦身而过的另一番命运，为速度滑冰「真的做点儿什么」。
关于「人」和「体制」的关系，经历了中国短道速滑从无到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事更替，辛庆山形容，就像树上的叶子一样，新的冒出来，旧的总要掉下去，没有永远的世界冠军，也没必要纠结其中，「大家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物理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