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象先像
《唐国史补》卷上第4条“兖公答参军”的故事，不仅与正史中的记载互相印证，还在细微之处表现出陆象先（兖公）的个人品性与为官之道。开元年间陆象先为同州刺史，家里的奴仆在路上遇到了参军没有下马，便被参军打得“鞭背见血”。按照唐朝制度规定，“行路之间，贱避贵”本是常情，但参军如此做法，显然“执法过度”。不仅如此，参军还主动向陆象先报告了此事：“卑吏犯某，请去官。”明显有“搞事情”的嫌疑。结果陆象先十分镇定从容地回答：“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幽默风趣又不失巧妙地化解了一场纠纷。这则故事颇能显示出陆象先“务以宽仁为政”的做官之道，也能看出他为人宽宏大量，确有宰相之才。诸如此类活灵活现的官场轶事，若不是久居宦海、耳濡目染，又怎能写得如此绘声绘色呢？
更重要的是，《唐国史补》是李肇作为“唐人”所记载的“唐史”，在严谨求实的同时，又保存了大量的历史细节。虽然该书每一节文字都比较简短，但寥寥数语之间，人物的性格与社会的风貌便跃然纸上，堪称唐人笔记中的一部“微雕精品”。
穿越回唐朝，哪里的茶酒最好喝？
综观历代史书，很少见到那些贴近于社会生活的记载，亲切可感的物质文化、社会风俗，往往被冰冷刻板的制度条文所遮蔽。反倒是在《唐国史补》这样的笔记里，集中保存了一些难得一见的社会风俗资料。
唐代开元以后，茶道大行于世，“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那么在唐代，究竟有哪些茶堪称上品呢？
《唐国史补》卷下第66条记载说：“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㴩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如数家珍，不厌其烦地介绍各地的名品，足见饮茶之风弥漫朝野，也带动了上等茗茶在各地的风行。
《茶经校注》，[唐]陆羽 撰 沈冬梅 校注
说到了茶，就不能不说酒。书中还记载：“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醖，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䗫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对各地珍酒烂熟于胸，恐怕李肇在京做官时，也经常和李白一样“笑入胡姬酒肆中”。京城里的“西市腔”，估计他没少喝吧？
既有饮酒，就得有行令。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是一种行令；投壶射礼，负者受罚，也是一种行令。不过这些令都太“雅”，一般人玩不转。据李肇说，唐朝的行令，始创于高宗麟德年间的璧州（今四川通江、万源）刺史邓弘庆。他发明了“平”、“索”、“看”、“精”四字令，借此得到了高宗的嘉赏，获得升迁。后来这一方法到了一个叫李稍云的人手中，得以发扬光大。《太平广记》说他“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看来是一个花花公子。此人吆喝上了一帮哥们儿，又带上长安城里的“名媛”，泛舟曲江池，歌舞升平，觥筹交错。可惜乐极生悲，酒过三巡，喝得正来劲儿，“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一船人都掉进曲江池里淹死了。
邓弘庆的四字令怎么玩，李肇没有细说。不过他接着又说：“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盖工于举场，而盛于使幕。”于是我们便知道行酒令有“律令”、“头盘”、“抛打”三种。律令就是行酒的规则，大概也就是“平”、“索”、“看”、“精”之类；头盘又叫骰盘，是投掷色子所用之盘，兼作行酒令的工具；抛打则是一套组合动作，抛是抛掷物件，打是演奏音乐，一曲终了，东西抛到谁的手中，谁就要进行才艺表演，否则代以罚酒，类似于后来的击鼓传花游戏。
台北“故宫”藏佚名《唐人宫乐图》
这种兼有掷骰、音乐、歌舞的行令方式，与文人墨客所钟情的雅令格格不入。行令之时，必然是挥拳奋臂，叫号争喧，一片嘈杂，紧张混乱。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令方式不需要“动脑子”，也不用那么文绉绉的，所以李肇说，自从花花公子李稍云发扬以后，“自上及下，以为宜然”。俗是俗了些，可毕竟简单方便，又喜庆热闹，难怪连皇帝也大加赞赏，从上到下，乐此不疲。
诸如此类的风俗人情，在《唐国史补》中还有很多。虽属吉光片羽，却也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此书只有三卷，部头不大，却内容广博，在茶余饭后、舟车劳顿之际，展卷一读，也可以博君一笑。读书的妙趣，自然也就在其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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