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其内容之丰富，不亚于一部百科全书。
在具体讨论这本书的丰富内容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淮南子》的成书时间。很多古籍的成书时间都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比如《论语》。相对而言，《淮南子》的成书时间比较明确。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淮南王刘安将其献给年仅17岁的皇帝，并得到皇帝的喜爱，被珍藏在皇宫的秘府之中。据传，《淮南子》是淮南王组织门客一起编著的。研究者根据淮南王的年龄进行推测得出，《淮南子》的成书时间应该是汉景帝在位期间。也就是说，《淮南子》是在公元前156年到公元前141年间完成的。所以，这本书的存世时间已经超过两千年了。
虽然距离我们的时间较为遥远，但是读起来却不会有太多障碍。汉语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字的亲近感，可以拉近我们和古籍的距离。这本书反映的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们的知识和信念，让我们看到古人的知识形态、价值理念、生活环境、技术水平和我们今天的不同。我们要读懂他们，就不能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架构套过去的思想，而是要走进他们、理解他们，把握他们的思想逻辑。这个态度对于内容丰富的《淮南子》是尤其需要的。
一、《淮南子》的内容
我们可以先通过目录了解《淮南子》的丰富性。《淮南子》正文共二十篇，分别是《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览冥训》《精神训》《本经训》《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汜论训》《诠言训》《兵略训》《说山训》《说林训》《人间训》《修务训》《泰族训》。可以说，当时社会主要的知识领域、重大的思想话题都包含其中。
（一）《要略》
正文后，有一篇自序，名为《要略》。这篇序言在中国学术史上特别有名。
第一，《要略》介绍了《淮南子》的宗旨，“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这段话的意思是，著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整治道德，规范人间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在中间能够把许多道理贯通起来。
第二，《要略》列举了《淮南子》正文二十篇的篇名，内容、顺序与目录完全一致。所以，《淮南子》一直保持了其原有的规模，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印刷术发明和广泛应用之前，中国的书籍传播都靠抄写，很多典籍在这个过程中都丢失了。《汉书·艺文志》记载了从先秦到汉代大概600多部著作的书目，很多都已经看不到了。比如《庄子》，《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是52篇，我们现在读到的只有33篇。《淮南子》的基本规模能保持住，《要略》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要略》为正文的每一篇都写了提要。这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没有哪部古书给自己写过提要。提要是作者的自我理解，对于读者来说，提要能起到阅读指导的作用。通过对比提要和原文，我们发现二者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并不是完全吻合，所以不能完全相信《要略》的概括。
第四，《要略》对西周以来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梳理和概括，包括太公之谋、儒者之学、墨子之学、管仲之术、晏子之谏、纵横长短之说、刑名之书、商鞅之法，最后以“刘氏之书”结束了全篇。所谓“刘氏之书”就是指《淮南子》这本书，全书就终结在《要略》的自我夸赞中。
第五，《要略》在总结思想流派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不同流派都是在呼应时代需要的前提下产生的，一般我们将此观点概括为“时代催生说”。《汉书·艺文志》的看法是“诸子出于王官说”，如儒家出自司徒之官，墨家出自清庙之守，意思是说不同的思想都是从官府某个具体部门的职务管理中发展出来的，意义在于辅佐政治。显然，“时代催生说”的视野更开阔，也更契合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二）《原道训》
《淮南子》的第一篇是《原道训》，本篇以“道”为终极根据，解释宇宙的所以然，并为人类社会和人的行为方式奠定所当然的基础。《原道训》的主要观点是确认“道”是人的根据，强调“道”是清静无为的，人必须以清静无为作为行为原则。
（三）《俶真训》
《俶真训》追问“真”的含义，揭示人性之真。纵观中国思想史，儒家不谈“真”，《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没有“真”字。“真”是老子提出来的，庄子以“真”和“伪”为核心观点发展出一套道家的“人性论说”。《俶真训》采用了大量庄子的论述，开篇就借鉴了《庄子·齐物论》的内容，“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虽然这段话读起来很拗口，但逐字逐句地解释了道家的宇宙论。
道家谈的“真”不是真理的意思，而是“本真”，“真”不是与“假”相对，而是与“伪”相对，“真”“假”相对的“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真”“伪”相对的“真”才是“本真”。“伪”也不是现在理解的虚伪，而是“人为”，这是“伪”的本意。从“真”“伪”相对的角度看，人原本是“真”的，但是人的作为，也就是“伪”，把人改造成了社会的角色。角色和“本真”自然是不同的，这是道家在讨论人性的时候做的一个区分。
（四）《天文训》
《天文训》记录了当时的天文知识，是非常宝贵的中国古代科技材料。《天文训》所记载的二十四节气，与后世完全相同，这是一大突出亮点。
《天文训》对天文学的理解与现代天文学有本质区别。一是现代天文学只关注天文，《天文训》还涉及历法、节气等内容。二是现代天文学是以客观观测为基础的纯粹的知识系统，《天文训》里的内容虽然也有观测的部分，但也包含了大量非客观的内容，比如《天文训》用共工的神话解释日月星辰往西坠落的天文现象。《天文训》认为，共工用头撞不周山，导致天柱折断，天向西北倾斜，天上的日月星辰自然向西坠落。天柱折断，也导致地陷东南，从而出现河水东流的现象。
以上两点不同带来另一个不同之处，天文观测的目的不同。现代天文学的天文观测是为了提供尽可能准确的天文知识，《天文训》要让人在天文观测中“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这是《要略》为《天文训》做提要时总结的。
（五）《地形训》
《地形训》讲述当时人们对于大地山川的理解，其中有真实的地理知识，也有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地形训》记载的许多地名都沿用至今，比如泰山、王屋、太行等。除此之外，还编制了很多想象中的地名。
《地形训》采取“八方 中央”的九宫格模式的地理区划。《地形训》说的“九州”是九方之州，分别是东南神州、正南次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正中冀州、西北台州、正北泲州、东北薄州、正东阳州。这样的名称显然不是实际的地理区划，而是在规范的大地图景中的观念表达。这种观念形式的区划与《禹贡》中有真实的历史地理内涵的九州不同。
《地形训》的“州”是九方之州，“风”是八方之风，大地上的万物都按照方位进行分类，不同区域的人也是按照方位描述其相貌和品行。以方位进行分类是《地形训》的一大特点。
（六）《时则训》
《时则训》以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为顺序，逐月描述当时的星象、物候、音律、数位、气味等各种现象，用四季五行的配伍系统来进行分类和安排秩序。
第一个月，孟春正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寅位，黄昏时参星位于正南方中天，黎明时尾星位于正南方中天。与之相配的方位是东方，所属的味道是酸味，所属的气味是膻味。天子在这个月应该穿什么、做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不配合月令行事，就有可能带来灾祸。
《时则训》以相同的格式为每个月都做了记录。《要略》在对《时则训》进行概括的时候指出行月令的目的，“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所以，《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都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纯粹的知识系统，而是混合了许多古代宇宙观、价值观等观念内容的论述。
（七）阴阳五行的分类方法
《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都隐含着以阴阳五行为基底的结构。《天文训》认为，“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天释放阳气，地释放阴气，阳施阴化，万物得以生长。《天文训》以阴阳的撞击来解释雷霆的发生，把天上飞的都归类为阳，把水里游的都归类为阴，并在以阴阳五行分类的基础上，建立同类相动的原则。《淮南子》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要归类到阴阳五行的某个类别中，也就是说，一切现象都具有阴阳五行的某一个属性，同类事物之间会相互影响，这个影响就是所谓的同类相动。《地形训》提到的“九州”“八风”，同样遵循这一分类原则。
五方与五行四季相配合，东方属木，对应春天；南方属火，对应夏天；西方属金，对应秋天；北方属水，对应冬天；中央属土，对应季夏。以这样一种分类方法，《淮南子》将万事万物联系起来。这个分类系统意味着整体与秩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阴阳五行的分类系统逐渐走向成熟。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分类系统为事物安排秩序，建立秩序意味着建立一种生活方式。到汉代，这个分类系统已经应用到天文、地理、时节等方方面面。
经过现代思想的熏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套分类系统及其形成的基本秩序。从知识的角度看，化学、物理、生物，以及人工智能都不是阴阳五行能包括的；从价值观念看，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观念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也不匹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阴阳五行的分类方式在中国古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完整与统一”这一信念的形成过程中提供了重要支撑。与《淮南子》同一时代的典籍几乎都在表达着类似的观念，比如《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和《礼记·月令》中都有与《时则训》相近的内容。
（八）秩序
《淮南子》第一篇《原道训》追溯“道”的本源，以“道”为一切的根据；第二篇《俶真训》肯定人性本真，对“人为”的负面影响进行批判。这种论述追求的是“道”和“真”，而“道”和“真”超越分类和秩序。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肯定秩序，秩序井然与温馨和谐是儒家的理想。道家认为，有秩序就有失序，而历史经验显现的正是秩序被破坏后的各种不幸，而且秩序的破坏还会愈演愈烈。《淮南子》站在道家立场上认为，历史是一个既进化又退化的过程，伏羲时代自然而和美，黄帝时代井然有序，之后就进入一个失序的状态。所以，道家看到的是有序与失序的循环往复。道家追求的理想状态是，回到秩序建立之前的伏羲时代。那个时代不分彼此，没有差异，自然没有建立在差异之上的秩序，也没有秩序被破坏后陷入无序的混乱。无序是混乱，混沌是和美。《淮南子》认为，我们要克服失序的混乱，进入和美的混沌。混沌时代是在秩序建立之前，“人人皆同然”的美好时代，实现这样的和谐才是符合“道”的。
（九）类应与精通
《览冥训》讨论的是超越分类的问题。“精通”相对于“类应”，“类应”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同类相动，也称同类相应。“精通”是超越分类和“类应”的直接感通，尤其指与天或“道”的直接感通。
开始读《览冥训》时，我没有读懂，不是读不懂文字，而是看不懂逻辑。《览冥训》开篇讲了许多故事，比如师旷奏乐，招来风雨；一名女子哭天抢地，引来雷电；武王伐纣时大喝一声就把河里兴风作浪的波涛之神镇住了；鲁阳公和别人打仗时，举起戈向天怒吼，西沉的落日再次升起。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但我不明白讲这些故事的逻辑。
读得多了才看出行文的逻辑来。这些故事要表达的是“精通”，即一个专注的、急切的、悲愤的、无比强烈的精神呼吁或者行为，对于天或“道”的直接感通。在一般的经验世界里，事物以“类应”的方式相互作用。然而，“精通”在“类应”之上，所以这些非常现象不在“类应”的范围之内。
《览冥训》前面讲述“精通”的故事，传达“精通”的观念，再将这种观念对应后面的历史叙述，强调要将秩序建立之前的伏羲时代作为理想标杆。这是《览冥训》的行文逻辑。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淮南子》的行文逻辑。《淮南子》的篇目安排大有深意。《原道训》建立起“道”生天地的宇宙论；《俶真训》建立起存“真”去“伪”的人性论；《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建立起分类和秩序的观念；《览冥训》建立起超越“类应”的“精通”的观念。《淮南子》的著述宗旨是既要言“道”又要言事，在前六篇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道”与事相互呼应的态度。
（十）《主术训》
《主术训》讨论政治治理的方法与原则。“主”指政治共同体的领袖，“术”指的是方法和原则。
（十一）《兵略训》
《兵略训》是一篇军事专论，重点讨论用兵的战略战术，对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人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也有深刻论述。《兵略训》还描述了战争的礼仪，比如国君如何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将军，将军领命之后如何出门离开住宅。
（十二）《道应训》
《道应训》讲了56个故事，大部分故事讲完后，会引用一段老子的话揭示其中蕴含的道理。《道应训》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论述了“道”的具体应用。
（十三）《人间训》
《人间训》与《道应训》的行文方式类似，都讲述了很多故事。《人间训》讲故事的方式是两个故事一起讲，讲一个损之有益的故事，就再讲一个益之有损的故事，讲一个“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的故事，就再讲一个“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的故事。通过这样讲故事的方式，《人间训》表达的是要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
（十四）《精神训》
《精神训》是中国古代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以“精神”为标题的专论。《精神训》谈论的“精神”与我们现在说的精神含义不同。我们现在理解的精神，与物质相对；《精神训》的“精神”，与骨骸相对。
《精神训》探讨人的生命现象，认为人的精神来自天，骨骸来自地，人死之后，“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各自回归来处。人应当修养生命，而修养生命最重要的方面，是以“清净”为原则来修养精神。
二、《淮南子》的特点
（一）《淮南子》的历史地位
虽然《淮南子》有很多重要的论述，但是中国古代对其的评价较低。古代社会，图书领域的最高等级是官学典籍，也就是“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合称“六经”。后来《乐》失传，“六经”变为“五经”。与“经”相对的是“子”，也就是私家著作。相对于“经”来说，“子”的地位就低了。“子”学内部也有高低之分，《汉书·艺文志》将诸子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
按照上文所述，《淮南子》应该归为道家，但《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到杂家。什么是杂家？《汉书·艺文志》认为，杂家的优点是全面，且具有广泛的现实需求，缺点是“漫羡而无所归心”，没有贯彻到底的宗旨。与官学典籍地位相比，《淮南子》属于“子”书，在诸子十家中又属于地位较低的杂家，这就是《淮南子》在古代典籍中的地位。
目前，学界对于《淮南子》的学派归属尚存争议。我个人在研究时，是从道家的立场看待《淮南子》的。但是《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为杂家也不是全无道理。《淮南子》没有将道家的立场坚持到底，前期和后期的论述自相矛盾。
（二）《淮南子》的文字风格
《淮南子》杂芜的特点体现在文字风格上。中国古代有一种文体是赋，汉代是赋十分流行的时期，汉赋的特点是铺陈写物以繁复为美，追求辞藻优美。《淮南子》大量使用赋体，重重叠叠、反反复复，追求句式对称。以华丽的辞藻讨论思想，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要把握《淮南子》的思想，往往需要精简其语言，看到语言修饰背后的内容。
（三）《淮南子》对待仁义礼乐的态度
《淮南子》矛盾的基本价值立场表现在对待仁义礼乐的态度上。概括来说，《淮南子》存在三种态度，一是激烈贬斥，二是有限承认，三是大加赞赏。
1.激烈贬斥
《淮南子》提出，“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为推行仁义礼乐而奔走忙碌，自我表现以获得世俗上的名声，这种事情是我感到羞耻而不会做的。这句话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淮南子》的道家立场。
《淮南子》提出：“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立仁义”是说要树立仁义这一基本的价值理念，“修礼乐”是用礼乐来规范和美化生活。在《淮南子》看来，这些儒家的主张会改变人的内在本质。
2.有限承认
从整体看，有限承认的态度是《淮南子》表达最多的一种态度。什么是有限承认？《淮南子》承认仁义礼乐有一定的现实作用，但是不承认仁义礼乐具有终极意义。《淮南子》提出：“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救败”，就是挽救已经发生的败坏。怎么救？要有针对性地救，用“仁”缓和纷争，用“义”克服欺诈，用“礼”避免不守本分，用“乐”疏通忧愁。
“救败说”是《淮南子》一个很著名的观点。《本经训》指出：“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谞，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
上古时代，人们处于混沌之中，不分彼此，没有正面的夸奖也没有负面的惩罚，更没有道德的约束和礼乐的引导。因为混沌的状态，没有人际关系，也不需要处理关系。道家认为，这是最美好的状态。“逮至衰世”，社会从混沌的状态走向秩序状态，再走向后来的失序状态。所以，虽然时间在向前走，但是历史却不一定一直处在进步状态。正是因为走向衰退，才有纷争、欺诈等问题，才需要用仁义礼乐进行补救。道家认为，最初的和美不依靠仁义礼乐就能实现，我们要超越秩序，回归混沌。
“救败说”植根道家传统。《道德经》提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庄子·外篇·马蹄》提出：“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所以，在仁义礼乐之上有道德。在道家的价值观念里，道德的地位最高，仁义次之，礼乐最次。历史的衰退过程是从道德的衰败开始的。要返回道德这一层级，就要否定仁义这一级，即不能承认仁义是根本的价值原则。有人因此认为，道家提倡不仁不义，其实道家不是用价值同级的立场在反对仁义，即不是用仁义的反面——不仁义来反对仁义，而是用比仁义更高层级的道德来超越仁义。
《淮南子》讲了一个故事，可以作为这个道理的一个具体例证。一个女孩出嫁时，她的母亲告诫她要谨慎，不能轻易做好事。女孩说，不做好事难道要做坏事？她的母亲回答，好事都不能轻易做，更何况坏事。这个故事表达的就是绝仁弃义，仁义有不仁义的一面，所以不能轻易肯定，好有不好的一面，所以要谨慎，不能因为急于表明自己是个好人，让自己陷入好和坏的纠缠之中。
《道德经》提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对于美丑善恶，道家具有高度警觉，正面为“美”“善”，背面即为“丑”“恶”。道家认为，仁义具有相对性，不具备终极性。所以，道家的绝仁弃义是要人去追求更高的根本性的道德，不是要教人做不仁不义的人。
3.大加赞赏
此种态度与第一种激烈贬斥的态度完全相反，并且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赞美仁义，这是另一种人性理论。关于仁义与人性的关系，《淮南子》指出，“凡人之性，莫贵于仁”，“人之性有仁义之资”。孟子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两段话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至此，《淮南子》在人性理论依据上陷入矛盾。儒家和道家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儒家用善恶论人性，道家用“真”“伪”论人性。前两种激烈贬斥和有限承认的态度建立在道家理论基础上，第三种大加赞赏的态度则建立在儒家理论基础上。按照道家论人性“真”“伪”的理论逻辑，仁义礼乐是历史中生成的人文规范，是“伪”，人性的“真”之所以被破坏，就是因为被人文规范所改造。无论是贬斥，还是有限承认，都认为不能完全依靠仁义礼乐打造美好社会。第三种态度不仅赞美仁义，还接续孟子的思想，认为仁义存在于人性之中。
仁义礼乐成就人性，被总结为“匠成说”。仁义礼乐是圣人根据人性并且顺应人性而制定的规范，圣人之所以能够制定这些规范，是因为这样的原则本身就植根于人性之中。“匠成说”预设了仁义礼乐的人性基础，我们要做的不过就是顺应人性并成就人性。这么一来，仁义礼乐就不再是救败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人性的表达。
按照道家的思路看，大道纯粹，人性淳朴，仁义礼乐是历史性的人为因素，是外在的约束。按照儒家的思路看，仁义植根于人性，礼乐是顺应人性而造就的，它们的作用是成就人性。因此，这三种态度，即激烈贬斥、有限承认和大加赞赏，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两种彼此冲突的思路。
回归《淮南子》的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三种态度顺次出现。越靠前，越贬斥；越往后，越称赞。可以说，《淮南子》的开头和主体部分持道家立场，越往后越转向儒家立场，整部作品以道家开篇，以儒家结尾。
（四）《淮南子》的两类作者
为什么《淮南子》会有自相矛盾的论述，会转移论述立场？最简单的解释是《淮南子》有两个不同的作者群体。《淮南子》是淮南王组织门客撰写的，而这些人大致分为了儒家群体和道家群体。高诱在给《淮南子》作注时提到，“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诸儒大山、小山之徒”显然是持儒家立场的作者群，有名字的八人可能是持道家立场的另一类作者群。从《淮南子》的文本看，虽然前期道家压制儒家，但是儒家作者群一直在努力表达自己的立场，并最终实现了整部作品的立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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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