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听完松了口气，于是扭头对韦杰说：“那好吧，转由十六旅打主攻。”
在兰封战役中，六纵一战成名，打得非常漂亮。但是王近山对于肖永银却产生了一种愧疚感。他发誓，只要有机会，就一定给肖永银以补偿。
1946年9月3日，大杨湖战役爆发。当时刘邓大军集结于陇海线以北，准备攻打定陶。而国民党30万大军却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而来。刘邓大军已经连续作战多日，人困马乏，四个纵队的总兵力也不过5万人。
到底打不打定陶呢？野司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时，王近山站了起来，坚决主张要打。最终刘伯承和*拍板，支持了他的看法，并将关系到整场战役胜利的大杨湖交给六纵去打。
回到司令部，已经立下了军令状的王近山开始点将，当他用余光瞟到跃跃欲试的肖永银时，心中已经定下了人选，他只说了一句话：“十八旅来打吧。”
23日左右，战斗打响后。由于敌我对比太过悬殊，十八旅打得异常艰难。无奈之下，肖永银将自己2个营的预备队也投入了战场。这2个营本来是万万动不得的，因为他们是负责警戒的部队，一旦敌人从小羊湖出来，全旅将腹背受敌。
做出决定后，肖永银在电话中向王近山报告了此事。王近山一听，大喊一声：“哎哟老肖，你怎么把这支部队给抽了？敌人出来了怎么办？”
这时肖永银正打到兴头上，他见王近山给自己泼冷水，一下子急了，大怒道：“你知道，火都要把我的眉毛给烧了。”说完，肖永银一下子砸了电话。
整个六纵司令部都听到肖永银砸了电话，几乎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要知道王近山脾气火爆，下级指挥官如此顶撞他，肯定会招来了一顿臭骂。王近山果然要求接线员立即拨回电话，然而这一次他似乎并没有生气，语气异常地平静：
“好吧，我再给你两个团。”
肖永银明白，王近山不仅默许了他的机动处置，还把纵队能拿出的最强力量交给了他。这一次，他一定要全力以赴了。
此时的肖永银已经掌握了6个团的兵力，然而敌人顽强抵抗，他依然无法啃下大杨湖，而敌人的援军正飞速赶来。于是肖永银再次向王近山要兵，王近山毫不迟疑：“我再给你一个团，一定要打下来啊！”
谁知当这个“团”到来时，肖永银却发现只来了80个兵，很显然王近山已经倾其所有了。面对这样的信任，肖永银激发了极大的勇气。经过三天激战，肖永银终于击破了大杨湖，全歼国民党精锐整三师，六纵从此名震全军。
大杨湖之战后，肖永银和王近山变得亲密无间。虽然是上下级，却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毕竟肖永银也就比王近山小2岁，完全就是同龄人。在后来的作战中，只要遇到了最艰苦的战役，王近山就会让肖永银上。而肖永银从来都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
1947年8月17日，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此时，国民党正以十几个师、数十万大军在后面穷追不舍。而我军则卡在汝河边动弹不得。
为了能够逃出生天，刘等首长以六纵为渡河先锋，而王近山又将肖永银的18旅作为前卫部队。
临行前，刘伯承专门找到了肖永银，叮嘱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明白吗？”肖永银一听，浑身汗毛竖了起来：已经到了这个程度？除了跟敌人拼命，别无选择。刘伯承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撑着桌面，神情极其严峻，仍然死盯着肖永银说：“不管它白天黑夜，不管它飞机大炮，*一条血路过去！
这次会议后，刘伯承和*决定和十八旅一起行动，这是对十八旅和肖永银多么大的信任啊。
是夜，五十二团和五十三团在旅长肖永银和政委李震的指挥下，成密集多路纵队，人人执刺刀、手榴弹，硬是在敌阵中*开一条长 10 余里、宽 7 里的通道。沿着这条血色通道，刘邓大军数万大军冲过了汝河，最终*到了蒋介石统治的腹心。
数年后，时任肖永银顶头上司的六纵政委杜义德回忆说：“汝河之战，是我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最紧张、最严重的一次作战。”
经历了三大战役之后，王近山、肖永银又随第二*军一起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此时的肖永银已经升为二野主力军——第12军的副军长。由于十二军军长是由第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兼任的，因此肖永银是12军实际上的军长。
在肖永银的指挥下，12军一路摧枯拉朽，最终解放了成都。然而成都战役之后，王近山和肖永银之间却出现了一点误会。
当时王近山的家庭出现了一点儿纠纷，兵团政治部立即派人处理此案。由于当事人必须回避，王近山以检查工作为名被调去了川东。而副政委李震于此案“审理”前又去了重庆，这样就只有副军长肖永银坐在了“陪审人”的椅子上。
经过“审理”，王近山并没有发现有“婚外情”，从而平稳过关。在整个事件中，肖永银知无不言，帮助老领导澄清了事实。然而身在川东的王近山还是误解了他，认为他是这次事件的操纵者。从此以后，肖永银由此蒙受冤屈，和王近山产生了隔阂。
朝鲜战争爆发后，十二军奉命开赴石家庄以东地区，准备入朝作战。肖永银此时正在南京军事学院的速成班学习。当时十二军团以上的指挥员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了命令，要他们进行入朝的准备，唯独只有副军长兼参谋长的肖永银没有接到命令。
肖永银心中非常委屈，他一直等着王近山召令自己，然而，一直到了最后时刻，王近山就是不说那句话。
这时，肖永银只能去求一个人，那就是他的老首长——刘伯承。于是肖永银火急火燎地敲开了刘伯承的门。一见到刘伯承，年仅33岁的副军长忍不住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首长啊，我跟了你那么多年，哪一仗我没打？哪一战我没去……我是仗仗必到，战战必出啊……现在，我和王近山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还了不了啊……”
刘伯承同情地看着他，然而轻轻地拍着他的手臂，点头道：“情况我知道，王近山让你受委屈了。”
肖永银含着眼泪，将自己的“请战报告”呈交给刘伯承：“刘院长，我们十二军去抗美援朝，请你批准我去。学习回来再学。”
刘伯承拿出钢笔，提笔批了一个“同意”。随后肖永银将刘伯承的批示交给了王近山，王近山默默地看了他一眼，随即也批示了同意。
在抗美援朝战场，虽然王近山和肖永银在个人关系上有些尴尬，但是在公事方面，依然同舟共济、配合默契。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的第三兵团也要准备回国了。当时，司令部正在召开党委会议，要为王近山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