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是个大贪官，生活骄奢淫逸得不得了，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到皇宫里，皇帝请他吃饭他都不乐意，因为嫌宫里伙食差。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讲究礼法的细节，日子过得特别矫情，就有了君子的名声，阮籍把这样的人比作裤裆里的虱子，可说是生动而精准极了。当然毫无疑问，也是诸如此类的话 招来礼法之士的痛恨。
比这些君子也就是礼法之士高一等的，是某一类隐士。阮籍写了这样一类隐士，痛恨这个黑暗的世界，决定与世界决裂，像禽兽一样活着，并像禽兽一样死去。阮籍也不怎么欣赏这类隐士，他觉得这种对抗毫无意义。说实话，这类隐士隐约有点像嵇康，阮籍可能并不很欣赏嵇康，反正嵇康死，没看见阮籍有什么表示。
在《大人先生传》里，阮籍还写到一个樵夫，比隐士又高一等。樵夫觉得世事无常，对人生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又觉得，如果低头抬头之间，有人送一套富贵给我，那接受了也就接受了，人又何必贫贱一辈子呢。
至于最高境界，就是“大人先生”，彻底超然物外，这是阮籍的理想境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么一个人。
阮籍觉得自己属于哪种呢？大概就是第二等的樵夫了。不想和肮脏的世界同流合污，但如果人家就是要把荣华富贵送给我，那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这里也可以看到出，阮籍的人生观和嵇康是不同的，看起来阮籍也很激烈，但实际上，他有非常现实的一面。
司马懿*掉曹爽之后，阮籍正式出山做官，先后担任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从事中郎。这个职务非常值得重视，是大将军、车骑将军这样顶级军职才有的参谋官，而且只有两个名额，虽然级别不很高，但却是极为紧俏的岗位。但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个都愿意把阮籍摆在这个位置上。
阮籍也参与了一些美化司马氏形象的文化工程。比如当时要修《魏书》，就是曹魏的官方史。这种书当然要经过严格审查，不利于司马家形象的内容，一点不能留。阮籍参加了修史工作，不该写的确实都没有写。
和司马昭搞好关系，阮籍就多了一面保护网，很多攻击陷害都可以消于无形。所以，与其说阮籍在逃避司马氏的黑暗统治，不如说阮籍靠着司马氏，在逃避他觉得黑暗世界对他的许多攻击。
但阮籍的内心毕竟是纠结的。他不想完全被当作司马氏一党看待，最重要的典故自然是这个：司马昭为自己的儿子求娶阮籍的女儿，阮籍不想答应又不敢拒绝，于是喝酒大醉了六十天，到底躲过了这门亲事。
不过这条记录虽然见于正史，还是很可疑的。一来，连醉六十天本身就不合常理；二来，司马家发达之后，联姻对象要么清贵，要么握有实权…和这些人比，阮籍的身份实在也显得卑微了些。
所以如果正史的说法可信，那也许只能认为，阮籍不是真醉，司马昭也不是真求亲。要的就是你拒绝了这门亲事的效果：这样既提升了你的声望，也向世人展示，你不是真的是我的人，你写的那些都是客观的，没加滤镜的。
于是，我真的求，你不能醉的时刻，终于也就来了：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司马昭要当晋公了，路人皆知，这是司马氏正式篡位前的关键一步。但流程还是要走的，皇帝下诏为司马昭加封，司马昭推辞不受，这时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就劝你更进一步的意思。
那么，谁来写这个《劝进表》呢？
这个人，文坛名声要足够大，而且，要和司马氏集团保持一点若有若无的距离，写出来给人感觉才有说服力。
有人立刻想到阮籍。
阮籍当时照例又喝醉了，但这次没有醉得不省人事，仍然有写作能力，而且状态绝佳。他文不加点写成了《劝进表》，是酒精激发了创作才华，还是早有腹稿，这个就不知道了。总之，当时大家都说，阮籍真是“神笔”。
这篇文章，阮籍应该还是不想写的，但他既然一直以来选择了让司马昭庇护自己，这一刻，他其实也就没有选择。
这之后，阮籍的心理负担大约非常沉重，因为写这种文章等于公然支持司马昭篡位，算是大节有亏。《劝进表》写于景元四年十月，而阮籍没有活过这一年的冬天，享年54岁。
所以你看，阮籍和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名望最高的两个人，但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嵇康更能代表古代文化人理想的一面，阮籍却更多体现古代文化人可悲的一面，他一方面无法彻底和权力决裂，一方面又不甘心真的沦为政治工具，于是只能活得纠结苦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