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戏里的故事，有些因为我们常看，久而久之看惯了，所以倒忽略了它的好，具体怎么好，被人问起来，有时也只是辞穷，只能不住地说：“好看啊，好看，这个戏好看！”其实何止这些？
《霸王别姬》就是明显的一例。
1922年正月十九日，梅先生首演《霸王别姬》，它的本子，建立在1918年尚小云、杨小楼先生合演的四本《楚汉争》基础之上的，它先由齐如山执笔，后又经吴震修定稿。这出剧开了梅先生中后期剧目的先河，这是梅派第一出戏剧性、歌舞性兼备的剧目。（有人反对张火丁演梅派的戏，其实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艺术，这都是不值得一驳的。）
《霸王别姬》的故事好在哪里？其实说到底，它说的是两个可爱的人先后为自己的信仰而献祭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在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都是稀缺的。
一个是盖世英雄，项羽，他的宗教是武力，他曾要单挑刘邦，而刘邦不理。这是他的幼稚可爱处。这样的人物坐不了天下，只能落得一个被困垓下，乌江自刎。但这样的英雄我们忘不了。一个是美人，虞姬，她的宗教是项羽。在梅先生的这个本子里，虞姬所待的军营大帐，便如她的神龛。她迈步出帐，是发现了真实的世界比她的想象还要残酷得多，也发现了这神龛的不保，于是她后来选择了和她的神龛死在一起，而让她的神出逃——这样的心理逻辑是完美的。
张火丁前几天演出的《霸王别姬》，建立在梅派的基础之上，但她的表演却与这个最基本的前提不符。
她的虞姬更像一场脆生生的梦。但那样的梦，不是春闺里的张氏做的，后宫里的贤妃也做不得。它像是戎马倥偬的红娘子思念李岩时做的，结拜虬髯客后的倩女红拂做的。它仿佛是杜鹃泣下的血，又是银瓶乍破后迸出的水。她不是我认为的虞姬。
1956年梅先生与刘连荣拍摄的电影，他的虞姬是凄婉柔和的，虽然拍摄时他已经早非玉貌朱颜，然而他的举止娴雅，眼神里藏着一点儿担心和恐惧。我们可以相信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楚霸王的宠妃。似乎那样一个粗糙的双瞳子，力能扛鼎的人，也只有她这样的人来配。而张火丁的《霸王别姬》，她的虞姬不光是一个宠妃，她对于战争不像毫无还手之力，只有哀怨，至少在唱“劝君听虞歌”之前，我觉得她还像个女将军。
看的过程中，我有时困惑地在想，这样一个有棱有角、亮烈干练的人，怎么在帐外听了点儿楚歌，回帐内听了点儿项羽丧气的话，就毅然自刎了？
舞剑解忧的故事似乎都不该有，她应该用这些力气去与项羽并肩*敌。旧的本子里之所以安排这段舞蹈，也不是因为梅先生要跳剑舞，而是他不得不跳，因为那是虞姬唯一的能和剑相关的关系，她忧思满腹的腔子里，已经只剩那点儿为爱而舞的热度。
《史记》里记载项羽出山是二十四岁，到他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不过三十二。项羽和虞姬，他们是英雄与美人的都未完成，但唯有这种未完成，才是人生真正的完成。
我喜欢这样的失败的英雄。我不喜欢把英雄写成“英雄”，好像他失败了只是因为命不好。过往的那些京戏大师，无论是梅先生还是程先生，无论是杨先生还是马先生，他们的伟大之处有时候正在于，即使本子里写的是宫廷内苑、王侯深府，哪怕其中的人物是异域不可捉摸、高高在上的萧太后，抑或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聪明无匹的诸葛亮，他们表演出来，都会让他们归为和自己是一样的人，一个常人和凡人，而张火丁的《霸王别姬》，某种程度上竟是“超人”的。
我尊重张火丁的艺术，喜欢她的执着，可我并不完全接受她所塑造的虞姬的这种“超人性”。而且即便是“超人”，我们伟大的艺术家们还要把它降为”凡人“，来使他获得更加广大的同情。已经被梅先生降为凡人的虞姬，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她提到超人的程度呢？
京剧《长生殿》里李隆基的一句词：”贤妃子又岂止是天上星辰”。这句词送给虞姬也合适。作为一个王，宠妃自然是不嫌其多，也不厌其浅的。但在项羽的心中，虞姬这样的女人，恐怕只有一个。
我们看过京戏《四郎探母》的都知道，杨四郎探母的这个故事，最终被演绎成了一个夫妻猜谜、盗令箭、哭求饶恕的悲喜剧。那个我们心目中应该威风凛凛的佘太君，她面对着敌国的女婿、自己偷生的儿子，竟也不是想*了他以正王法，而是拥抱大哭，后来还遥谢敌国的公主，感谢那个在她口里心里的“贤媳”。那个一国之主萧太后，竟然那么好骗，一支令箭轻轻松松就给了啼哭的小儿，后来又赦了驸马爷的罪。这真是把人间感情架于政治立场之上！可她们表达的，也不过是每一个年迈母亲都有的，那最深婉、最彻底的一点儿私心。
这并不是写作者和表演者的糊涂。德国剧作家、评论家莱辛给门德尔松的书信里说：“戴着一顶威严的官定假发的孩子的头是引人发笑的对象；而变得孩提般天真的伟大政治家却是令人为之伤心落泪的。”把政治揉成人间烟火，将战争变为生命的背景，这正是古代写剧者的高明处。或许他们是无意中到达的，但他们的确做到了。
当这样的本子被高超的表演演绎出来，我们就找到了那一片政治正确的火红中的一点儿不可言说的暗色，它是把悄悄话和心里话放到舞台上说。它也是让老百姓相信，再血腥的日子里，人间也还有他们熟悉的妻性、母性在。它甚至比一场关乎国家的胜负还要重要得多。
中国文学也经历着一个从神仙鬼怪、超人神人到凡人的过程，我们的小说也是从《西游记》、《水浒传》好不容易降落到凡间的，直到把它们变成《金瓶梅》里的人间烟火，揉成《红楼梦》里的儿女情长。所有的事实都证明，这是一条更当代主义的，更贴近人情的，也更有着活泼泼的生命原力的路。它和我们最亲切，最贴身。
张爱玲在她小说中曾这样形容虞姬：“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壮志，她以她的胜利为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
《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林黛玉做诗，有关于虞姬的一首：“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虞姬的描写很少，仅有的一两句，几乎也都是叙述性和陪衬性的。“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美人的地位和名马并列。“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举这些例子，看着颇像犯了“索引癖”，或者教条主义。我也不是想说别人如何理解虞姬，后人便该如何，我不是要犯这基本性的错误。何况第一个诠释虞姬的人，又哪里来的前者的理论参照？我不过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或都基本认同——虞姬更应该一个弱女子而不是一个女将军呢？
张爱玲甚至还认为像虞姬这样的女人，自刎才是她最好的“收梢”，因为即使项羽胜了，她也不过是他众多的宠妃之一。
“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称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装，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
张爱玲认同虞姬的依附性应该多于独立性。因为这也是古代女人必然的宿命。
林黛玉（其实是曹雪芹）以乌骓的“肠断”对虞姬的“幽恨”，用将军黥布和彭越的先归顺后叛变，来对虞姬的自刎于帐中。曹氏也不是要把她写成女的英雄，否则“幽恨”这样的词，至少该该换成“恸恨”或“衔恨”吧？曹氏心头的虞姬是有女人的弱，也有女人的贞和烈。但这样的贞与烈，也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的。只是在她的帐中，在那个她唯一可以掌控的小小宇宙的里面，她才有资格和能力保持她的贞静与执着。
司马迁将她与名马并列，如郁达夫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因为那毕竟还是一个男人的、暴土扬尘的乱世。在男人世界里的女人，这样的一个女人，在文学作品中，不应该着力去强调她的丈夫性，而是更应该突出她的妇人性。因为也只有这样妇人性，才能人世的恒常，才更能体现出男人暴烈的正当性，因为他要保护她，拥有她。
想一想，在项羽未来想要的天下和安稳里，她将是一盏永远亮在纱窗下的宫灯，而不是一把挂上墙雪亮的干将莫邪剑。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再锋利的宝剑，也不如红绡帐里的一场春梦来得妥帖与安慰。这也是为什么舞台上武戏永远也比不上爱情戏更能打动人心的原因。
当无常变为恒常，变化才是最不变的，一个定盘星一样的，地母一样的女人，是多么珍贵。所以，楚霸王是不应该会喜欢红娘子的，鲁智深也不会爱孙二娘，李岩之所以可以和红娘子是军中伉俪，菜园子张青之所以与孙二娘可以厮守，因为他们至少在阳刚处比不了项羽和鲁智深。将虞姬塑造成一个亮烈干练的女性，但亮烈干练之人，她是不会动不动就自刎的，除非她受辱（如尤三姐）。“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是李清照咏《项羽》的诗，但她不会用这样的诗来歌颂虞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