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系汇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宋代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未见此种拓本流传。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由于王著识鉴不精，至使法帖真伪杂糅，错乱失序。然“镌集尤为美富”，摹勒逼真，先人书法赖以流传。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因帖石早佚，摹刻、翻刻甚繁，顾从义本、潘允亮本、肃府本等较著名。
此本为明拓肃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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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淳化阁帖》归来幕后
安思远：钟情东方，中国古艺术收藏界泰斗
拙作《淳化阁帖最善本的回归与研究》一文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这样的问题，安思远是个什么样的人？在采访安思远的好友也是把“阁帖”带来的王立梅时，虽然知道安思远是定居美国的英国望族，对其他事情也就不甚了然。我想进一步了解安思远。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也想到我，要把安思远收藏淳化阁帖的情况告诉我。
他们就是吴尔鹿和黄君实。吴尔鹿是定居美国的北京人，现在是文物古董经纪人。黄君实是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的书画鉴定家。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最善本淳化阁帖鉴赏会上，我见到了他们。
一交谈，我才知道吴尔鹿是我所相识的吴劳的公子。吴劳是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版画家，解放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版画系系主任，是丁绍光极为尊敬的恩师，要不是他的保护，1957年时，丁绍光就会被打入另册；去不成西双版纳，也就没有今天的丁绍光的画风了。
1983年，吴尔鹿留学美国，攻读艺术史。1986年，到安思远家打工，帮着安氏整理收藏的古物，几年后又成了安思远的收藏顾问，成为安氏的“掌眼人”。某天，吴尔鹿在书画市场得遇《旧拓晋唐小楷》，其中有王羲之书《乐毅论》，他顿时眼睛发亮，如听乡音，如遇故人，在童年时，父亲就教他临摹《乐毅论》。他感情非常冲动，以一万美元的代价把这部旧拓买了下来，一万美元是他当时年薪的三分之一。
《旧拓晋唐小楷》集魏钟繇书《宣示表》，晋王羲之书《乐毅论》、《东方朔画赞》、《教女曹娥碑》，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唐虞世南书《破邪论》，褚遂良书《阴符论》于一册。明清以来，书家与鉴藏家喜集晋唐小楷书，有取自单刻，有集自丛帖，因此流传各种旧拓晋唐小楷帖很多。吴尔鹿虽然还不完全了解这部小楷帖的价值，但他知道帖上有项子京收藏印章，有翁同龢的跋文，都成了这部小楷帖的保镖。
安思远看到这部旧拓晋唐小楷帖，看到它黑黑的，不知为何物，蓝眼珠也闪闪发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就问：“这是什么东西？”
是帖。什么是帖，吴尔鹿如此这般地给他说了一通。
“你是给谁买的。”
“给我自己买的。”
“值多少钱？”
“两三万美元吧。”
“你为什么买这件东西？”
为了说这件东西的价值，吴尔鹿给安思远讲罗振玉出售文物的账单：宋拓狄梁公碑售2000元大洋，宋拓圣教序售3000元大洋，而沈周、唐云的画只值二三百元。作为生意人的安思远一听就懂。
开始，安思远还以为是给别人买的，知道吴尔鹿是给自己买的，就更加激起兴趣。隔了一天，他要日本人助手对吴尔鹿说：“两万美元让给我吧。”
安思远得到这部旧拓晋唐小楷，又对吴尔鹿说：“以后留心，遇到帖就给我买下来。”
安思远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市，祖上做过康涅狄克州的州长。其父为著名牙科医生，是根管治疗术的发明人，其母为歌剧演员。他钟情东方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实际运作，他成为中国古代艺术收藏界的泰斗，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他总是独领风*地开拓新的收藏领域并把它们介绍给西方博物馆和收藏界。如他在1971年编写的《中国家具》一书出版后，在整个西方掀起了中国家具收藏热，这本书也自然地成为收藏家的指南及学者必备书。随后又于1986年出版了他所收藏的《中国现代书法绘画》，图文并茂的三大册本身也成了收藏品。安思远一贯热心于公益事业，他的善行义举使他荣任美国国家税务局艺术品捐赠审核委员会的五名顾问之一，其他四位皆为各大博物馆的专家或馆长。
吴尔鹿带着安思远的嘱托告诉佳士得拍卖公司书画部主任、鉴定家黄君实说：“现在有了买主，可以征集碑帖进入市场。”搞拍卖行的人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哪个收藏家藏有什么珍贵文物，对一些文物流传途径，他们都是很清楚的。
黄君实知道香港大收藏家李启严为香港好古博雅之士，收藏甚富。1992年，黄君实曾主持编印《李氏群玉斋藏书画精品选》，对其所藏了然于心。1994年，佳士得公司组织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其拍品中有不少为李氏所藏，其中就有淳化阁帖第四卷历代名臣法帖及唐欧阳洵书《化度寺碑》墨拓。此时，吴尔鹿建议安思远竞拍《淳化阁帖》。安思远问吴尔鹿这件东西有什么可比性，吴尔鹿告诉他，德国政府以300万元美元购进有古登博戈插图本《圣经》，可以与此类比。这本圣经出版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元末明初，是最古老的本子。听了吴尔鹿的建议，安思远果然到场，拍进淳化阁帖第四卷。
安思远于1995年又参加佳士得举办的中国古近代名画拍卖，竞拍淳化阁帖第六、七、八三卷。这三卷阁帖为台湾著名收藏家吴朴新思学斋所藏。吴氏本居上海，后去台湾，去世之后，家藏大部分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可能由于他们对“阁帖”认识不足，所以成为漏网之物。拍卖的那天，安思远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酒杯，频频举牌，双目炯炯有光，在拍卖现场的吴尔鹿说：“看他那个样子，恨不得用拐杖去敲其他竞拍者的头。”最后竞拍得胜，高兴得携帖而归。
启功：我不看到初本阁帖，死不瞑目
1994年，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把以“阁帖”第四卷作为封面的图录放在启功面前，后来又得阁帖六、七、八三卷拍卖图录，这位集书法家、碑帖研究家及鉴定家于一身的学者，心情难以名说，从此就把这当作难以忘怀的心事，当时虽不敢想让它们回归，但心想在有生之年能见上一面，否则，将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件憾事。
1996年3月，当时身为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的王立梅，要赴美参加“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把她和苏士澍叫去，并对她说：“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一个叫安思远的美籍华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三卷，请他拿到北京展览，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王立梅说：“你老人家放心，你的话就是圣旨，我虽然不认识安思远，但你要我办这件事，我一定要给你办到。”
在美国期间，王立梅通过久居纽约的好友梅缵月小姐找到安思远。他虽然有一个中国名字，但并不是美籍华人，而是英国的名门望族，名叫R.H. Ellsworth，就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斜对面的一座公寓里。安思远这个中文名字，是王方宇给他起的。还是上个世纪30年代，王方宇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学生，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任教耶鲁大学，教中国文化艺术史，专门研究八大山人。R. H. Ellsworth去听他的课，经常逃课去文物市场去买东西。为了让他专心听课，王方宇就说：“你就叫安思远吧。”
和安思远见了面，王立梅首先介绍了自己，并转达了启功先生的愿望。安思远说不但知道大名鼎鼎的启功，他的许多朋友也都认识王立梅，早就想和她相识，并告诉她：“我收藏的《阁帖》不是三卷，而是四卷。”随后，安氏又问她是否愿意看看他的收藏。
在采访王立梅时，这位风度颇为优雅大方的女性，用极生动的语言，娓娓地讲述着这段经历，她说：“安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看他的收藏，这正中我的下怀，我马上表示十分荣幸。安先生领我们参观了他每一个房间的陈设，他的家几乎就是一座博物馆。地上铺的是中国清代有瑞龙图案的宫廷地毯，唐代石刻思惟菩萨栩栩如生地坐在依墙的条几上，色彩鲜活的元代道教壁画嵌在墙上，长条茶几上是东汉一组青铜车马，唐代陶俑静静立在门旁，明清绘画随处可见，多宝格中清代单色釉瓷器件件是精品，每件文物都摆放得恰到好处，再加上中国家具的衬托，我恍惚置身于中国极尽豪华而又极其高雅的住宅中，但心里却感到丝丝痛楚，这些精美的文物应陈设在中国，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原因，都说明中国文物的流失十分严重。”
在一尊依墙而立的宋代木雕菩萨前，安氏告诉她：“这就是我十九岁时收藏的第一件中国文物，中国艺术品以无与伦比的魅力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中，从此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四卷《淳化阁帖》放在王立梅面前时，她激动万分，启功先生那句“看不到宋刻真本，我死不瞑目”的话在她脑海中又一次响起。她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宋刻真本，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她。当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看完最后一页时，安思远高兴地说：“我没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法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它，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像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接着又说：“我看你这样看重这件法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启功先生看，让真正欣赏它们的人看。”
让王立梅意想不到的是，安先生又提出：“我也可以将《淳化阁帖》让给你们，但不是无偿，我们可以交换，我可以不要等价。”
“你对交换的文物有目标吗？”王立梅问。
“可以交换故宫收藏的清代朝珠。”安思远说。
回到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筹备《淳化阁帖》六、七、八三卷及第四卷来北京展览的事情。
1996年9月，安思远先生如约携北宋拓《淳化阁帖》六、七、八三卷及第四卷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展览。启功和国内一批顶级的书法家、研究人员对这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他们对每个印章、题跋都仔细地进行了一一辨认，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四卷是宋刻宋拓无疑。启功还称赞这四卷真宋本《淳化阁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
这次展出安思远的藏品，除了“阁帖”四卷外，还有他从吴尔鹿手中购得的《旧拓晋唐小楷》，此外还有宋拓《黄庭经》、宋拓《怀仁集王圣教序》、宋拓《怀素千字文》、《唐小字麻姑仙坛记》、水拓本《瘗鹤铭》、明拓《天发神谶碑》、明拓《礼器碑》、未断本《曹全碑》、旧拓《石鼓文》等。苏士澍还把展出的碑帖拓本出版了一本图录，由启功作序。对这本红封面的图录安思远奉若至宝，把它放在架子上，和其他古物并列。
北京展览结束后，安思远先生要将这四卷《阁帖》带走。行前，他又对王立梅说：“如果你们已准备好交换的朝珠，我这次就将它们留在这里。”但交换的事情没有太大的进展，王立梅只好说：“请你耐心等一等，我们正在为你挑选合适的朝珠。”
故宫博物院挑选三串朝珠，王立梅将朝珠的照片送给启功先生看后，启功先生专门给当时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美国安思远先生所藏著名古帖拓本若干种，曾在故宫展出，观者甚多。经我国专门研究者鉴定，其中宋《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共四册为海内孤本，在我国列为一级文物(所展其余碑帖总和可抵此帖一册)，极值收藏。”启功信中又写道：“窃念我故宫所存清代珠宝之属甚多，只有经济价值，而与历史文物不可并论。倘略出较够资格之珍珠宝石物品，出手方不寒碜，始足使安有无所亏损之感，且足以鼓励将来，使海外藏家乐于捐献。”
张文彬局长接到此信后，又要求故宫博物院再行挑选可供交换的朝珠，王立梅又专程去故宫博物院，和当时任副院长的杨新到故宫珠宝库房挑选。王立梅对我说：“本来以为故宫所藏朝珠一定很多，结果确实可供选择的还真不多，好一些都是典章制度有记载的，不宜拿出交换，其他的真不够档次。我只好问安先生可否改换其他文物。”
安思远提出故宫收藏的翡翠或家具也可以，故宫博物院又拿出翡翠。安思远看了之后，对这些翡翠未置可否，只是伸出戴有翡翠戒指的手指说：“你看看我这个翡翠戒指……”这样，彼此心中都有数了。
翡翠没有换成，安思远提出用红木家具交换亦可。故宫博物院又端出一把红木椅子……交换没有成功，安思远还是把话留下：“我还可以等，先将它们放在香港，如果有消息，我可以马上将它们送回来。”
安思远一直没有等到交换的消息。
由于《淳化阁帖》，王立梅与安思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次去美国都会去拜访安思远，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文物的保护问题，是中国现行文物政策如何能阻止中国文物的被盗与流失问题。在与安思远的交往中，王立梅发现实际上他是十分热爱中国的，他不止一次地对王立梅说：是中国艺术品给了我一切，我愿为中国做一些事。
2000年3月份，一件出土于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的被盗石雕出现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的春季拍卖目录中，我国有关专家向国家文物局紧急报告，国家文物局通过有关部门向纽约国际刑警组织报告了此案，国际刑警组织与苏富比拍卖公司联系并阻止了这件被盗文物的拍卖。《纽约时报》也及时报道了这个消息。
此事公开后，美国佛利尔博物馆东方部主任苏芳淑给王立梅打来电话说：安思远让她告诉王立梅，最近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知道苏富比拍卖的河北五代王处直墓中的石雕是被偷盗的，他很震惊，因为几年前他在澳门也买过一块类似的石雕，但他不知道是被盗文物。现在他愿将这块石雕无偿捐给中国政府，不知中国政府是否接受。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领导进行了汇报，并致电安思远，对他向中国政府捐赠被盗文物的意愿表示感谢。
2000年6月份，王立梅和董保华副局长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中国考古黄金时代展”开幕活动后，专程赴纽约参加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的安思远先生捐赠给中国政府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交接仪式。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件来自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的石雕。这件石雕通体彩绘，雕刻的是一位威武雄壮的武士，武士冠上是一条口中含珠的蟠龙，足踏卧鹿、身着甲胄、手握利剑、双目炯炯有神，恰似呼之欲出的天神。
6月25日王立梅和董保华护送石雕回到北京，根据安思远的愿望，将这块彩绘武士石雕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也特别授予安思远名誉理事的称号。
打通“阁帖”回归之路
“阁帖”在北京展出亮相之后，各路兵马纷纷出动，在忙着做阁帖回归的工作。
上海博物馆在几年时间里分别请了董建华的妹妹董建平、贝聿铭的妹妹贝伯蒂、大收藏家范季融进行联系，但却没有成功。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秦公托吴尔鹿进行联系，与安思远进行较长时间谈判，售价都在600万美元，安氏不肯让步。还没有结果，秦公去世，谈判也就告结束。还有中国境内的几家拍卖行、电影导演都试探要购买“阁帖”，也都因要价太高，没能谈成。
2001年11月，安思远邀请王立梅去安徽黄山参加他赞助修复的四座明代民居的竣工仪式。安思远从1991年第一次到安徽黄山，就被皖南地区淳厚的民风，古朴的建筑所吸引，同时也对那些年久失修濒于倒塌的建筑甚为心急，他下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去抢救这些历经沧桑的古代民居。当他得到安徽省文物部门的支持后，立即在香港成立了抢救安徽民居的基金会。他自己带头捐款，并很快就将第一笔修复费用寄达安徽省文物部门，开始了皖南民居的修缮工程。
11月7日他们参加了修缮完毕的第四座民居老屋阁的竣工典礼后，又参观了已经修复好的长春社、保伦阁和郑家祠堂。在每座修葺一新的民居中，安思远如数家珍般向观者介绍着修缮的情况：那根柱子换了，那根梁加固了，那个屋顶重新翻修了……他熟悉每座民居的一砖一瓦，这几座民居倾注了他十年的心血，已成为他的精神乐园。看着他兴奋、陶醉的样子，在场的每个中国人无不为之动容。一位72岁的老人，一位靠腰间钢板支撑着身体，又靠喝酒止痛，每走三五十步就要坐下休息的美国老人，默默无闻地在远离城市，鲜为人知的皖南小山村中修复中国的古老民居，他到底图的是什么？
当天晚上，在黄山宾馆的宴会上，安思远当着大家说：《淳化阁帖》，我要以王立梅的名义捐献给中国的博物馆。”王立梅一听这话，心中紧张起来，她知道安思远唱醉了，马上当众宣布：“老先生喝醉了，是醉后之言不足为数，诸位不可当真。”
饭后，王立梅和安思远先生谈了很多。安思远说：我的一切都是中国给的，我也要将一切还给中国。我身体越来越差，我该考虑身后的一些事了。安徽民居的修复我还要继续下去，总之我希望能多为中国做一些事，《淳化阁帖》我不会给日本人，早晚会让它回到中国。
2002年5月份，王立梅应邀赴圣保罗洽谈赴巴西举办中国文物展的有关事宜。在途经纽约时，王立梅又一次拜访了安思远，再次谈到《淳化阁帖》，王立梅提到中国的博物馆还是希望收回这件文物，但交换看来是不行了，很想知道这件文物的出让价格。安思远说：这件文物已经有很多人表示愿意收购，我给他们的开价都是600万美元，如果中国政府买，550万美元，如果您王立梅出面买那就是450万美元。
也是在这次，安思远又将一件西周青铜器“归父敦”送还中国。安思远告诉她说，在整理他收藏的青铜器时，发现这件“归父敦”就是中国《文物》月刊1985年第6期中刊登的河北唐县出土的那件文物，说明是被盗文物。这是他前些年在香港市场买的，他愿将这文物捐赠给中国政府。王立梅回国时，将这件青铜器带了回来，现已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上海博物馆：我们接受450万美元的价格
上海博物馆经过几年的努力，《淳化阁帖》的回归仍没有结果，汪庆正就请北京嘉德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雁南想办法把《淳化阁帖》找回来。王雁南请吴尔鹿去和安思远商谈。安思远说：《淳化阁帖》只卖给中国。中国要买《淳化阁帖》，非得王立梅来才能办成。王雁南邀请王立梅，准备共同去美国购回《淳化阁帖》。这时国家文物局领导作了指示：接受以往的一些经验，《淳化阁帖》回归不经过拍卖行这一关。王雁南才取消和王立梅同行赴美的计划。
据吴尔鹿告诉我，张德勤在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时，1988年到美国访问，曾对他说：收回流失在国外的文物，国家现在没有能力办这件事，可先动员在美有钱的朋友收藏，让祖国文物暂有寄宿，将来是要购回的，文物一旦进入美国国家博物馆就别想再回归了。
应美国亚洲学会的邀请，王立梅于2003年4月初赴纽约参加“中、日、韩文物出口政策研讨会”，并在会上介绍中国关于文物出入境的相关法规和追索被盗文物的情况。行前的3月底，她赴上海参加“国际博物馆馆长高层论坛”，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顾祥虞两位副馆长拜托她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安思远谈一谈，如果价钱合适，上海博物馆准备买回《淳化阁帖》。他们同时还告诉她资金已全部到位，只要能谈下来，上海博物馆可以马上付款。
在此之前，北京的一家拍卖行知道王立梅与安思远有很好的关系，也希望她能帮助他们将《淳化阁帖》买回来。但王立梅知道如果经过拍卖行，价格肯定会成倍地翻上去，就像去年国家买回的《砚山铭》那样。《淳化阁帖》的最终归宿只能是中国的博物馆，国家用来抢救流失文物的钱本来就很有限，增大博物馆的开支，她于心不忍，所以拒绝了那家拍卖行的要求。拍卖行的总经理不无遗憾地说：我以为你已经退休了，立场应该转变了，没想到你还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你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利益。
离京前，王立梅和苏士澍专程去拜望启功，并告诉启功这次赴美要争取将《淳化阁帖》带回来，否则世事难料，《阁帖》有可能流入他乡。启功十分支持她的想法。王立梅守口如瓶，启功和苏士澍都不知道她是受了上海博物馆的委托。苏士澍还将文物出版社已经印刷好的安思远藏四卷“阁帖”宣纸本中刚刚装订的《阁帖》第六卷，还留着没有切的毛边本，托她带给安思远看看。苏士澍说：待其他几卷全都印制好，再送给安先生一套，阁帖真的回来了，复制的还可以给他留作纪念。
2003年4月7日晚，在安思远家，王立梅明确地向他提出收购《淳化阁帖》，希望他给一个合适的价格。安思远告诉她：我只希望《淳化阁帖》回到中国，所以我对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开的价是600万或550万美元，但我发现你们中国的拍卖行也不都是为了中国，据我了解有一家拍卖行就是准备把这件文物卖给比利时人。我知道您是为国家买，给您的价格是450万美元。当天晚上王立梅给汪庆正打了电话，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纽约，4月9日上午王立梅正准备去见安思远时，接到汪庆正的电话，他说：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们接受450万美元的价格，你这次把东西带回来吧。这是汪庆正和陈燮君商量后决定的。陈燮君此时正在美国访问。
于是，王立梅通知安思远，接受这个价格，并提出这次希望能将东西带回去。安思远表示同意。当天晚上，在安思远家，王立梅对四卷《淳化阁帖》进行了验收。原来，自1996年秋天在北京展出后，安思远再没打开过这四卷《阁帖》。为了她携带方便，他又专门找了一个旅行包。由于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按安思远的说法：如果是其他人不先交200万美元，我是决不会让他动的，但对你，我是绝对信任。但她考虑这毕竟不是一般的东西，面对安思远的信任，她还是按规则办事，由北京歌华集团驻美办事处出面做担保。
4月11日上午，冒着大雨，王立梅和在纽约的两位好朋友殷尚瀛和翁晋兴一起去安思远家，将已包装好的《淳化阁帖》取走，然后直赴机场。
王立梅乘民航CA982航班回国。由于SARS的影响，去中国的客人不多，周三的航班取消了，那天的航班是两个航班合并的旅客，几乎满员。殷尚瀛特别找了她在民航办事处的朋友温小姐，请她把王立梅换到一等舱。她将所有的东西都托运，手里只拿着放文物的旅行包。飞机晚起飞一小时，两位朋友就一直陪着她在休息室等候，一直到顺利过了安全检查，他们才放心地离去。
手里提着这不显眼的黑帆布旅行包，王立梅从容地登上了祖国的飞机，她心里踏实了，默默地念着：八年了，终于实现了启功老人的，也是她自己的梦想，把《淳化阁帖》带上了回归祖国的旅程。一路上她一点睡意都没有，生怕旅行包被人拿走，一会摸摸旅行包在不在，一会又瞧瞧旅行包被移动没有。空中小姐看她一直没睡，一遍遍地问她有什么不舒服或有什么需要。她们哪里知道，她身旁放着价值450万美元的国宝，她怎能安然入睡。
北京时间4月12日晚6点50分CA982航班经过13小时的飞行，平安抵达首都机场。有几家文物机构前来迎接，都想得到《淳化阁帖》。
王立梅在心中问道：“你们的收购报告写了吗？你们知道它的价钱吗？你们的钱到位了吗？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是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是专程为他们去买的？”谁也没给，她抱着《阁帖》上车走了。
原来，这是一个误会。王立梅是秘密去美，在往返的电话中连宋拓《淳化阁帖》几个字都不敢提，双方都有窃听，万一在机场的路上有人抢劫怎么办？后来还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出面说明，才消除误会。
第二天上午，王立梅给启功打了电话，向他报告《淳化阁帖》已经永远回到了祖国。启功高兴极了，一再说这太好了，这是真正的国宝回归呀！
4月14日，王立梅将《淳化阁帖》送到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和上博的六七位书画专家当晚进行了查验。汪庆正用他收藏的20世纪20年代珂罗版印制的《淳化阁帖》与宋拓《淳化阁帖》一卷卷地进行查对，逐一对照每卷的印章、题跋。看到第七卷时发现少了三页，当时汪庆正的脸色都变了，大家都很紧张，马上查看第八卷，发现多了三页，正好是第七卷少的那三页，这下大家才放下心来。经过仔细查看，验明正身，确认这四卷“阁帖”是存世的最善本。
四卷“阁帖”回归的消息传出后，还有人故作惊讶地说：“原先不是说要捐献吗？现在怎么要用450万美元购买了呢？”王立梅听了这话，只是黯然一笑。对安思远的醉后之言，她早已作了预防性的说明。
在北京采访时，苏士澍对我说了这样令人深思的话：“这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心态，在文物征购上，不能再奉行‘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哲学原则了。如果当年能顺利办成交换的事情，今天何必再花450万美元呢？”
谈到这个小小的插曲，启功也有些不平地对我说：“为了阁帖的回归，立梅大姐受了不少委屈。”虽是语气平和，却表示了他对王立梅的推重。
“阁帖”与海派文化
“阁帖”第六、七、八三卷在清代最后一位收藏者为江西临川李宗瀚，但在它流出境外之前，在国内的最后落脚点是黄浦滩头。在以往的介绍中，都以为这三卷阁帖为李宗瀚的后人李瑞清收藏，这一说法的根据是李瑞清阁帖三卷本后的题跋。
“阁帖”三卷从李氏家中散出，归蒋祖贻、周湘云递藏，仍然没有离开上海。周湘云是上海滩的房地产大老板、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古物书画，请赵叔儒为“掌门人”，藏品以青铜器及书画为最精。青铜器藏有阮元的“家庙四器”，所以有“二簋二敦之斋”；书画藏品中以唐怀素的《苦笋帖》和宋米友仁的《潇湘图》卷最为著称，故又名其室为“宝米室”。《阁帖》三卷上留有周湘云的“古宁周氏宝米室秘笈印”、“湘云秘玩”、“雪龛铭心之品”三方收藏印。《阁帖》三卷当时就藏于周湘云的故宅，即现在青海路中医门诊部的那栋花园洋房。周湘云逝世后，《阁帖》三卷就销声匿迹。但徐森玉一直认为此帖仍在周家。所以在1949年后，徐森玉任上海文管会主任时，凡是征集周湘云所藏，都是他亲自上门，几经磋商，周夫人施彤昭答应出售两只西周齐侯罍。其中一只在展出时，被郭沫若看中，无偿地调拨北京入藏国家文物机构。接着，徐森玉又从周家为上海市文管会购进怀素的《苦笋帖》及米友仁的《潇湘图》卷，共计价人民币两亿元(相当于今日的两万元)，但就是不见《阁帖》三卷。正因为如此，所以徐森玉才关照他的秘书汪庆正要注意《阁帖》的下落。
《阁帖》三卷和上海有不解之缘，在它销声匿迹六十年后，今天又回到上海，又给海派文化增厚了充实的基础。当年看到过《阁帖》三卷唯一健在的只有周湘云的侄子周退密，他现在已是九十高龄的长寿老人了。
“阁帖”不只是在上海留脚驻足，上海还曾经翻刻过三部阁帖。据上海博物馆杨嘉祐介绍，在明代，上海翻刻“阁帖”有三个版本，一是“潘允亮自摹宋拓本刻石”的《潘氏淳化阁帖十卷》，二是顾从义借潘氏所得贾似道藏本摹刻的《顾氏淳化阁帖十卷》，再就是褚尔昌所刻“补入周秦两汉旧迹”的《褚氏淳化阁帖》。
潘允亮是上海老城厢内豫园主人潘允端之弟，字寅叔，别号樗庵，是明嘉靖南京刑部尚书、左部御史潘恩的第三子。潘家是上海的望族，有“潘半城”之称，收藏书画古玩甚多。潘允亮娶浦东三林塘太仆寺少卿储昱的女儿为妻。储氏南园中有名石玉玲珑，储昱晚年摩挲此石以自娱，因无子，殁后，潘允亮和兄允端，将此石运过黄浦江立于豫园，为园中一景，至今为人观赏。潘允亮刻本是根据贾似道的藏本，卷一有摹贾似道印章，还有贾氏收藏常用的“悦生”葫芦阳文印、“齐周密印章”等印记。
顾从义家是书香门第，顾从义的曾祖顾英任广南知府，伯父定芳，精通医术，嘉靖时御医，其兄顾从礼，光禄寺少卿，首先上书请筑上海城墙并捐粟四千石。从义字汝和，因得米元章砚，自号砚山，喜收书画并善于鉴别，能诗，有《砚山山人诗稿》。看来，顾家不如潘家的官大，也不如潘家的地位显赫，但在当时士大夫中，影响超过潘允亮。《顾氏淳化阁帖》一说是顾从义借潘氏藏贾似道本摹刻，“此本亦称精善，与潘刻本相同，惟字略肥。”另有一说是：顾氏家有宋拓本，请文征明父子摹刻，一时争重，而潘氏待顾刻成后，购得初拓本镌刻，可以乱真，顾从义以家藏玉块印之，以辨真伪。古人的是非，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参与争辩了。
《褚氏淳化阁帖》为褚尔昌刻。其六世孙褚华在《沪城备考》中记载云：“兰汀公讳家祚，字尔昌，幼从兄之官西安，万历初寄籍为拔贡生。公工诗，尤善鉴别金石文字，秦中故多三代碑刻，故收藏倍于沪中潘陆(还是顾？)两家。有家刻《淳化阁帖》，其补入周秦两汉人旧迹，为时所珍。”《褚氏淳化阁帖》的状况是怎样的？褚华又记道：“兰汀公所刊淳化帖，皆有跋尾可辨，小臣公笔记云：《淳化阁帖》，顾从义家藏石版，字肥，今初拓甚为珍贵。潘氏亦有版，字少瘦，亚于顾帖，尔昌公素留心博古，摹勒帖版亦可观，今归之徐荫君矣。”褚氏门祚远不及潘、顾，故刻石事，有关记载资料甚少。所刻阁帖是依据哪个拓本翻刻？补入的周秦两汉旧迹又是什么？今天都无从查考。
从阁帖与上海的关系来看海派文化的底蕴，不由使我想起“海派”和“京派”的争论上来，这个争论持续了几十年，近几年争论得尤为激烈，竟然出现了“海派文化专家”。仔细研究这个争论，在一些著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的“京派”与“海派”还没有跳开京剧与绘画的两个范畴，近两年又扩展到“上海人”与“北京人”的争论。所谓海派文化并不是自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开通的“租界文化”、“洋泾浜文化”，海派文化的底蕴深得很，古吴、越文化，南朝文化以及近代的名门望族、学者移居上海的移民文化都是海派文化的根基，南京艺术学院金丹的《阮元与淳化阁帖》一文对我甚有启发。
阮元(1764-1849)是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他创造性地提出书法史的南北分派，他的两大流派是建立在地域的基础上，一为南派(即帖派)，一为北派(即碑派)，以东晋南朝为南派，以十六国、北朝、隋代为北派，两派并行发展。由于唐太宗的推崇，“始今王氏(羲之)一家兼掩南北矣”，至宋《阁帖》盛行以后，世间就不知有北朝书法了。阮元认为：“阁帖盛而碑版晦，碑版晦而书派紊。此等旧碑存世，尤可印证，吾言再数百年，无知之矣。”因此，他“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对以“二王”为中心的书法传统提出了公开的挑战。由于阮元的提倡，清代嘉道以后，“二王”书风真的被北碑书风所掩盖，于是帖学也渐渐失去真相，最后导至中国书法史上以“二王”书风为主导的帖学传统的丢失，在当今海派书法家中有人怀疑王羲之会不会写字的问题。
《淳化阁帖》的回归，上海博物馆为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其意义不再局限于《阁帖》回归的“本事”，对海派文化的深入研究也会有许多启发。 （郑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