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旧社会，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这八个字几乎是一种牢牢的枷锁，将人的婚姻自由，完全禁锢于父母的意志之下。
但不可否认，这种观念却主导了古代的社会婚姻成立与关系调和，在古人男女双方结合为夫妻的过程中，父母作为主婚者，其个人意志与选择，往往凌驾于子女的自由之上，并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现在来看，这种由父母一手包办的婚姻弊端很大，然而在古代，由父母决定子女的配偶，是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时期的“包办婚姻”，新娘子被绑住，由家父或家兄直接抱到新郎的马车上
形成这种独特现象的原因，无外乎两点：
一是受古代的父系氏族社会影响，父辈在家中的地位崇高，掌握经济话语权，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看来，父辈有权决定子女的婚姻选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子女的人生。二是受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与礼教影响，遵从父母之命，或牺牲自己的人权自由屈从于父母的意志，在古人的眼里属于“孝”的体现，子女若有违抗，则会从礼法上被视为“不孝”，如若一度顽抗父母安排的婚配，甚至会被视为罪行，如隋朝首创的“十恶之罪”，其中第八条大罪便是“不孝”，乃至定入法典，为后世所沿用。《隋书·刑法志》：（开皇元年）更定《新律》……又置十恶之条……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 内乱 。犯十恶及故*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可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是更为特别的一点：
在古代某些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再是礼教道德层面的禁锢，反而又多了法律上的支撑，于是就延伸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独特现象。
如唐朝，《唐律·户婚律》中明文规定：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
前半段有些意思，大概是说如果子女离家在外，而家中尊长后来帮忙选定亲事，但子女已经在外自己娶妻嫁人，已成亲，也就是既成“夫妻事实”，则受法律保护。
若是未成亲者，那就得遵从长辈的意愿，如若违抗，那就要“杖一百”。
这后一句“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完整体现，可见在唐朝，父辈选定的婚姻，或者说父母对于子女婚姻的支配，是受《唐律》保护的，你要不想听父母的话接受他们给你安排的配偶，那就得挨板子。
但我不得不说，还有前提，那就是在子女并未离家成婚的情况下，父母才有权决定子女的婚姻选择。
在外的子女，比如离家去外地或工作，或求学的年轻人，如果长期在外已经不可避免的自行成亲，则不违此律，反而受到法律保护。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
如此对比来看，这一条法律其实相当人性化，毕竟子女离家，身边没有父母，又不像咱们现在有个视频通话，也没有火车飞机这种高效交通工具，一封家书恨不得几个月才收到，总不能等子女过了适婚年龄，才安排人生大事，尤其是婚龄尤为“年轻”的唐朝，所以为了顾全离家子女的“婚姻事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父母之命”便失去了一定效力。
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在唐人的婚姻中同样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但也要视情况而定，并不是百分之百必须得接受长辈的安排。
不过我上文所说的“离家之外”，还属于特例，绝大多数久居家中的年轻人，仍然要严格按照法律与道德层面的约束，遵从父母之命完成嫁娶。
总的来说，作为家中主婚者的尊长亲属，对家中卑幼子女，享有婚姻决定权，这不仅是古代社会约定俗成的礼教，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明文规定。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我就不想被父母安排，我就想自由婚姻，就想自己找对象，哪怕挨板子也不在乎，哪怕去坐牢也无所谓，反正我是真爱。
可父母听了这话，肯定会用尽手段逼迫，相信类似的电视剧大家看的也不少，要么“以死相逼”，要么仰天长叹几句“家门不幸，子孙作孽”诸如此类的话。
所以，这种子女顽抗到底，父母相逼的情况，又当何论呢？
诶嘿，《唐律》还真的非常之全面，连这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也考虑到了，于是通过疏议的形式在上文援引的法律之后，又补充道：
其男女被逼，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獨坐。「疏」议曰：「男女被逼」，谓主婚以威若力，男女理不自由，虽是长男及寡女，亦不合得罪。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男女勿论。——《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
大意为，作为主婚者的家中长辈，不得以“威逼”的方式逼迫子女成婚，男女若不予顺从，仍坚持自由成婚，虽然是适龄男女，但不以罪论处。
若男方在十八岁以下，女子也未婚，则由主婚者独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那既然前文你说父母之命是受法律保护的，主婚者有权支配子女的婚姻，怎么子女一反抗，主婚者一逼迫，形成的法律后果与责任，却要让主婚者承担呢？
这样不就矛盾了吗？
其实不然，反而还要视情况而定。
并不是所有人你一反抗，唐律就允许你自由结婚了，而是要看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