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态度之下，结合《突厥语大辞典》中记载的喀拉汗王朝对高昌回鹘和西域佛教徒的《战歌》来看，伊斯兰教的排他性和强制传教，加剧了西域地区的紧张对立局面，塔里木盆地以东为佛教文化区、以西为伊斯兰文化区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朝初年，这种背景下，丝路贸易就更容易变成局部贸易。
也是因为如此，再加上加兹尼王朝在北印度的扩张，所以两宋时代几乎没有出现像唐朝那样络绎不绝的西行求法热潮，《佛祖统纪》卷四三，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宋太祖曾下诏募集往西天求法的人，应诏者157人。于是，政府就组织这些人到印度去。这种由皇帝倡议、官方组织的庞大求法团，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这些僧侣最远到达了克什米尔地区，然后再越过葱岭回到东土，从此之后，在邱处机之前，中原的宗教人士几乎再也没有大规模西行的记载。
随着西辽和蒙古的西征，新一轮的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大幕即将在西域拉开，西域和中原开始了更加风度的双向交流，具体的情况会在以后的文章中详细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