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春在历史上是个颇为有名的人，玉堂春只是一个花名，苏三原名周玉洁，又叫顾立春。五岁时父母双亡，被拐卖到了北京的苏淮妓院。于是指苏为姓，在院子里排行第三，被称为三姐，所以叫苏三。苏三与王三公子的爱情故事传唱百年不衰，感动了不少人。其传奇故事被冯梦龙编入三言中的《警世通言》里，流传于世。后来又改编成《苏三起解》《玉堂春》等多个剧目，传唱度尚在窦娥冤之上。直到现在，还有歌手演唱她的故事。比如陶喆的《苏三说》。
苏三起解绘画
从整个事件的经过来看，其实苏三的冤案也是一件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正如前朝的窦娥冤，后朝的杨乃武与毕秀姑，都是一件典型的衙门错案。
故事从头说，王三公子王景隆作为兵部尚书王琼的儿子，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逛个妓院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恰巧王景隆来到苏淮妓院，老鸨一秤金一看王三公子这派头，就知道来了个大凯子，一般二般的姑娘王公子是看不上的，于是一秤金当即祭出看家宝贝苏三姑娘。花钱巧语的忽悠苏三来坑王景隆的银子。原文中这样说：
老鸨不听其言，走进房中，叫：“三姐，我的儿，你时运到了！今有王尚书的公子，特慕你而来。”玉堂春低头不语。慌得那鸨儿便叫：“我儿，王公子好个标致人物，年纪不上十六七岁，囊中广有金银。你若打得上这个主，不但名声好听，也够你一世受用。”
对一秤金来说，王公子“囊中广有金银”是最主要的。苏三打扮一番后出来看，王公子不仅有钱，也眉清目秀风流倜傥。于是两相欢喜，就此王公子在妓院住下，把苏三包养起来。
王景隆虽然有钱，毕竟出门带不了许多。天上人间这种销金窟，再多钱也不够用。王景隆大手大脚惯了，妓院里的丫鬟龟奴，老鸨杂役，随手就是十几二十两银子的打赏出去。不出一年光景，王景隆随身带的三万两银子就使光了。烟花巷里有句话叫做：“鸨爱钞、姐爱俏”。苏三跟王公子日久生情，已经超越了生意关系。但是对老鸨一秤金来说，没了钱的王公子就是个叫花子。老鸨对苏三说：“有钱便是本司院，无钱便是养济院。王公子没钱了，还留在此做甚！那曾见本司院举了节妇，你却呆守那穷鬼做甚？”苏三知道老鸨的态度，也只当耳边之风。一秤金又忍耐两天，实在看着难受，又逼问什么时候赶走王景隆。苏三反驳一句：“你们这等没天理，王公子三万两银子，俱送在我家。若不是他时，我家东也欠债，西也欠债，焉有今日这般足用。”这话戳了一秤金的短，羞怒之下，教人拿了皮鞭把苏三抽的血迹斑斑。王景隆见了这般场景，心下气恼，只是手里没钱，被欺负多日，也只能隐忍。
老鸨其实是一种鸟
一秤金见王景隆死皮赖脸赖着不走，眼珠子一转，施了个“倒房计”。把王景隆给骗出门去，来了个金蝉脱壳，把王景隆扔路边了。王景隆时运不济，又被强人抢了个精光，连衣服裤子都剥了去。实在觉得丢人，一路要饭，偶遇当年的旧相识，这才混了几天吃喝。随后王景隆与玉堂春又偷偷联系起来，玉堂春给了王景隆自己的私房钱，让王景隆装作从南京带钱回来了。一秤金眼见王景隆又恢复了阔少的派头，当即厚着脸皮再次迎接。王景隆和玉堂春均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下定决心让王景隆回家攻读，考中了再来迎娶玉堂春。临走玉堂春还把屋子里的金银器皿都塞给了王景隆做盘缠。两人互相赌咒发誓绝不辜负对方。
苏三蜡像
第二天一秤金发现了此事，情知上当。被玉堂春一番抢白，糊弄了过去。过了段时间，有个山西的富商叫沈洪，看上了玉堂春。一秤金为了报复，只收了两千两银子就贱卖了玉堂春。玉堂春抵死不从，却也挡不住被人强行带走。沈洪是有妻子的，原配妻子皮氏，生性风*，因为沈洪长年在外做生意，就养了个小白脸，跟隔壁的赵昂勾搭成奸。为了养赵昂，皮氏把家里的钱亏空了大半。眼看窟窿盖不住了，皮氏就跟赵昂商量干脆私奔得了。赵昂说天下之大，跑是跑不了的。想办法做了沈洪，这才能做长久夫妻。皮氏嘴里不言，心理也活络起来。
等到沈洪带着玉堂春回家，皮氏假意吃醋，与沈洪又吵又骂，不肯同住在一起。随后找了个机会下砒霜毒死了沈洪，刚好死在玉堂春门前。皮氏将计就计，随口诬陷玉堂春毒*亲夫，上堂喊冤。原文中这样说道：
皮氏说：“小妇人皮氏。丈夫叫沈洪，在北京为商，用千金娶这娼妇，叫做玉堂春为妾。这娼妇嫌丈夫丑陋，因吃辣面，暗将毒药放人，丈夫吃了，登时身死。望爷爷断他偿命。”王知县听罢，问：“玉堂春，你怎么说？”玉姐说：“爷爷，小妇人原籍北直隶大同府人氏。只因年岁荒旱，父亲把我卖在本司院苏家。卖了三年后，沈洪看见，娶我回家。皮氏嫉妒，暗将毒药藏在面中，毒死丈夫性命。反倚刁泼，展赖小妇人。”知县听玉姐说了一会，叫：“皮氏，想你见那男子弃旧迎新，你怀恨在心，药死亲夫，此情理或有之。”皮氏说：“爷爷，我与丈夫从幼的夫妻，怎忍做这绝情的事！这苏氏原是不良之妇，别有个心上之人，分明是他药死，要图改嫁。望青天爷爷明镜。”知县乃叫苏氏：“你过来。我想你原系娼门，你爱那风流标致的人，想是你见丈夫丑陋，不趁你意，故此把毒药药死是实。”叫皂隶：“把苏氏与我夹起来！”玉姐说：“爷爷！小妇人虽在烟花巷里，跟了沈洪又不曾难为半分，怎下这般毒手？小妇人果有恶意，何不在半路谋害？既到了他家，他怎容得小妇人做手脚？这皮氏昨夜就赶出丈夫，不许他进房。今早的面，出于皮氏之手，小妇人井无干涉。”王知县见他二人各说有理，叫皂隶暂把他二人寄监：“我差人访实再审。”二人进了南牢不题。
这一段比较长，我一般懒得引用太长的文字。这一段很重要，不得不引过来。
王知县先是说：“皮氏，想你见那男子弃旧迎新，你怀恨在心，药死亲夫，此情理或有之。”，随后又说玉堂春：“我想你原系娼门，你爱那风流标致的人，想是你见丈夫丑陋，不趁你意，故此把毒药药死是实。”
王知县的用词中，大部分都是“想是”、“此清理或有之”、“我想”之类模糊的词汇，而根据这种模糊的臆断，就断定了玉堂春“故此把毒药药死是实”。随后就要上夹棍动刑。虽然玉堂春辩解了一番，暂时没用刑，但是接下来的发展也可想而知。
人命案属于刑事案件，应该慎之又慎，一切靠证据说话。绝不能仅仅听两边人员的供词就随便下结论。此刻已经是明代正德年间，《洗冤录》已经刊行了两百多年，成为断案人员的必读之作。宋慈在《洗冤录》的序言中一再强调“狱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於是乎决。法中所以通差今佐理掾者，谨之至也。”大概意思是关于死刑的判断一定要极为谨慎，不能放过任何线索疑点。
然而王知县显然没有把宋慈的告诫放在心里，仅仅听了两句供词就断玉堂春“把毒药毒死是实”。根据一贯的理念，上了刑，不怕玉堂春不招。一顿严刑拷打之后，拿了口供，就可以定案了。且先不说刑讯逼供出冤案这种常识，仅断定玉堂春有罪这个理念，就是古代司法的一个极大的缺陷。叫做“有罪推论”。
所谓有罪推论，就是当一个嫌疑人在受审时，无论他有罪还是没罪，衙门默认他是有罪的。他要想证明自己清白，就要耗费很大的财力精力去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能耐的。玉堂春更没有。玉堂春也好，后来的杨乃武与毕秀姑也好，在衙门上统统被默认为有罪。可以说有罪推论是历朝历代的冤案源头之一。即使是宋慈，其实也没有跳出有罪推定这个思路。直到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才首次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无罪推论的体系中，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被告人默认无罪，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并且疑罪从无，即公诉人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法庭经过庭审和补充性调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那么就只能判定被告人无罪。目前无罪推定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系统所承认，是人类司法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王知县作为公诉人，法理上应该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玉堂春有罪，而不是仅仅根据两句供词就默认玉堂春有罪。玉堂春作为被告，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王知县和皮氏拿不出证据证明玉堂春有罪，那玉堂春就是无罪的。有罪和无罪之间，就是宁可错*绝不错放和宁可错放绝不错*两种思路的较劲。判案不是玩游戏，错放了可以再抓，错*了可就没法复活了。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命案一定要慎之又慎。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培根：是的，我说过
很可惜，玉堂春生在明朝正德年间，无罪推论这个概念还没被提出来。只好做了有罪推论的牺牲品。皮氏和赵昂为了坐实玉堂春的罪名，给王知县送了千两白银。王知县收了钱，就顺着自己一开始的判断，对玉堂春进行严刑拷打，扬言“人是苦虫，不打不招。”责令皂隶“与我拎着实打！问他招也不招？他若不招，就活活敲死！”。试想，在这种情况下，玉堂春能怎么办？要么屈打成招，要么被直接打死。刑讯逼供的恶就在于，你的罪名已经被判定了，只需要你自己招了就行。别的什么证据都不要。自己认罪在有罪推论中，是一个很好的挡箭牌。
在海洋司法体系中，除了无罪推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禁止自证己罪。这个权利被视为最基本的人权，被写入《权利法案》的第五修正案中。玉堂春自己说自己有罪毒*亲夫是没用的，必须有切实的证据证明玉堂春有罪。否则玉堂春天然就是无罪的。在禁止自证己罪的前提下，严刑拷打失去了其最终的意义。只可惜《权利法案》在1791年的12月15日才正式生效，明朝的玉堂春是无法享受到《权利法案》第五修正案对她的保护的。
最终玉堂春还是屈打成招，被收入死牢。于是就有了那一段举世闻名的苏三起解：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
未曾开言我心头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
言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
苏三起解选段
后来苏三洗冤，属于纯粹的偶然事件。王三公子还是比较争气的，回家后全心苦读，考中了进士。又刚好在山西做巡按使，探听苏三犯了死罪，情知苏三的冤情，就把案卷上调太原，托刘推官重审，如此才让苏三沉冤得雪。试想，假如苏三的老情人并非山西巡按，又或者王三公子倒霉没考中进士，哪有沉冤得雪的机会呢？在这个司法体系下，有冤案是正常的，洗冤才是罕见的事。正德年间5次科考，一共1753名进士。而整个大明朝276年，一共才录取89科、24595名进士。有几个人有当进士的朋友老公的？后来的杨乃武，也正因为他自己是举人，有几个举人朋友，可以和胡雪岩、翁同龢这类重量级的人物拉上关系，这才把案件上达慈禧，洗去罪名。冤案的判别，不应该是靠某一两个官，而是一个完善的司法体系。
只可惜，玉堂春虽然沉冤得雪，和王三公子花好月圆，传颂天下。但是大明朝的司法体系没有做任何调整。玉堂春这种的冤案并非空前，也并未绝后。比她更冤的人有的是，也不独杨乃武和毕秀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