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初，大卫·休谟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便开始着手其身后事：立遗嘱，写自传，安排手稿的出版事宜。休谟请求好友亚当·斯密在其身后发表《自然宗教对话录》，考虑到斯密的为难之处，他更改遗嘱，请求他发表一篇“不讨人厌的文章”。这篇文章便是休谟的自传：《我的一生》。如休谟所说，这篇文章无非是“我的著作史”，包含了他从青年时代就被文学激情主宰的一生中的各种文学创作。此文被休谟当作自己的“安葬演说”，向世人表露其作为“文人”的心路历程。
休谟在世时文名享誉欧洲，去世后依然如此，其六卷本《英国史》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依然被当作历史著述的典范。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家休谟逐渐被遗忘，哲学家休谟的名声逐渐崛起。20世纪70年代以来，休谟研究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并聚集了不少优秀的研究者。
在汉语学界，休谟可谓“熟悉的陌生人”，其《人性论》在目前市面上已有不少中译本，《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宗教的自然史》《英国史》等著作均有不少于2种的中译本，其讨论文学、政治、经济等相关的散文、随笔也被收录在不同的中译本里。
近几十年来，后人为休谟所做的传记和一些研究性专著陆续翻译出版（包括欧内斯特·莫斯纳的经典作品《大卫·休谟传》，以及2023年末翻译出版的《大卫·休谟思想传》），汉语学界对休谟的哲学、政治、美学、经济、历史等领域的思想发掘逐步展开，一个生活在18世纪欧洲的文人形象似乎逐渐浮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最先被译介到汉语界的是休谟哲学。
撰文 | 张正萍（《大卫·休谟思想传》译者）
《大卫·休谟思想传》，作者: [英] 詹姆斯·A.哈里斯，译者: 张正萍，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3年12月。
休谟如何走进中文世界
1930年，休谟的《人之悟性论》（即现在所说的《人类理解研究》或《人类理智研究》）由著名翻译家伍光建先生译成白话文，收录在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中。伍光建先生在“译者序”中指出，“休谟之哲学辨析精微，实开康德批判主义之先，此是近日哲学界之公论也。其所发明之原理，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其谓吾人之阅历式推理不过亦是一种本能，亦可谓敢于昌言其心得者矣。休谟又能文章，赫胥黎曾为之制传，列入英国文苑汇传中。”此番简短之言意在表明休谟哲学的经验特征，强调休谟在英国文人群体中的地位。赫胥黎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读者概不陌生，其《天演论》经严复翻译，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伍先生作为第三批海军留学生，在英国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不仅学习航海测绘等实用科学，也对自然哲学等兴趣浓厚，其对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和《人性论》片段的翻译，或与他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兴趣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此中译本还翻译了其所依据版本的一段“出版人序”。该版本由开放出版公司（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07年出版。中译本截取了其中几段翻译：“以普通世人而论，休谟之享大名原在其所制之历史（以历史而论，休谟之作已成陈迹，其唯一可纪者不过是其文字之雅洁整饬而已），从前此种见解，今日则与之相反，有人谓康德之精神的祖先之休谟驾过舆罗伯特（Robertson）及吉本（Gibbon）为劲敌之休谟矣（殆谓哲学家休谟驾过舆历史家休谟）。”这篇20世纪初期的出版“序言”明确表示休谟的《英国史》在当时“已成陈迹”，并强调休谟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实际上，这段引言也表明，尽管19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和精彩的史学著作层出不穷，但历史学家休谟的身份并未被彻底遗忘。
翻译家伍光建（1867-1943）。1930年，伍光建翻译了休谟的《人之悟性论》（即《人类理解研究》或《人类理智研究》），或为中文世界的第一本休谟著作。
考虑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哲学研究的进展，该“出版人”突出了休谟哲学与康德哲学之关联。“在思想史上，休谟之重要地位即在于是矣。近代哲学因休谟而入于康德派之面貌，近代哲学由是而变为批判的，积极的，且由是而变为一种知识学说矣。休谟排斥旧之假伪及掺假之玄学，而代以一种真正玄学，根据于推理及阅历之坚固基础，休谟之怀疑主义只反对旧时之本体论，并不反对正当科学（哲学在内）。韦柏有言曰：假令休谟而果是一位绝对怀疑家，则绝不可能产生一个康德……休谟及康德之理论的哲学之精神，及此两位哲学家之研究之根底的概念及其目的，皆是完全同一者。此两人之精神，皆是批判精神，其目的之所在，皆是积极的知识。世人谓康德是发起批评主义之唯一始祖，精密研究英国哲学，则有趋势以驳倒此说云云。”
这里所引之言出自韦柏的哲学史，韦柏即为牛津大学哲学史教授克莱蒙特·韦布（Clement Charles Julian Webb，1865-1954），其《西方哲学史》称洛克、贝克莱、休谟为“三剑客”，并以单独一章分析三位哲学家认识论的主要观点，随后一章以休谟将康德从“独断论的沉睡中唤醒”引出了休谟与康德哲学之比较。中译本将这段话翻译出来，或许希望中国读者意识到：休谟哲学对于康德哲学之重要意义。这段序言还表明休谟哲学并非绝对的怀疑主义，以及休谟哲学的批判精神。
伍光建先生的译本或为休谟哲学进入汉语界的第一个版本。译者不仅翻译了休谟的哲学论文集（即后来的《人类理解研究》），还选择翻译了休谟自传和《人性论》的几个章节。1937年，关文运先生所译《人类理解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版译者署名关琪桐），该译本也包含了休谟自传。译者在“小引”中提到，休谟因《人性论》的失败而重写该书第一部分，这便是《人类理解研究》的由来。译者还比较了《人性论》与这本改写的哲学论文集，指出一些重要差异，比如神迹和来世，时空观念和数学，可然性（probability）和机会、“自我和外物”等内容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少有讨论。译者还指出，该书“求诉于一般的读者”，因而论证较为明白，问题也较为简易。这些看法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是《人类理解研究》而不是《人性论》最先被译介。
《人性论》，作者: [英国] 大卫·休谟，译者: 关文运，商务印书馆 2020年版。
1949至1978年间，除《自然宗教对话录》1962年由陈修斋、曹棉之翻译出版，休谟的其他文本似乎未见译本，而对休谟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也不多见。现可查阅的是1934年郭本道（1901-1948）所著《洛克 贝克莱 休谟》，该书由世界书局出版，旨在探索英国经验哲学，其思路与韦布教授的哲学史没有太大差异，均将休谟视为英国经验哲学之代表人物。该著讨论了休谟哲学中“意象”论、时空论、因果论和知识问题，大体是对《人类理解研究》和《人性论》第一卷的解读。1956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了批判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而“不可知论”在那时被认为是“革命和科学的死敌”，是“一种隐蔽的唯心主义”，是被批判的对象。
自1980年以来，休谟的《人性论》、经济论文、道德和文学散文、政治论文以及《英国史》等著作相继被翻译出来，对休谟哲学、美学、政治和经济思想的研究也相继展开。一个多面的学者休谟的形象逐渐形成。然而，除了《我的一生》中休谟自己介绍的一些活动，比如担任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在军队中担任将军秘书，以后功成名就之后赴巴黎就任使馆秘书等活动，以及强烈感受到他对自己著作在当时被冷落、被抨击时那种看似酸楚的心境，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读者其实并不了解。《我的一生》还有很多未曾言明的故事，比如他写作《人性论》时的动机。或者，休谟个人生活中有哪些朋友和敌人？他的著作是否如他所言“几度遭遇挫折”？他的为人是否“最不易发生仇恨”？他与当时同样享誉欧洲的让-雅克·卢梭的冲突是否也有思想观念之别？18世纪另一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自传中披露了他在瑞士与苏珊·居尔肖小姐无疾而终的恋情，休谟却只在他的自传中说“与谦抑的女子相处”特别快乐，“她们待我也很好”，至于其他内容，读者们无从得知。
谁是大卫·休谟？
上述谜题，欧内斯特·莫斯纳在其《大卫·休谟传》（英文首版出版于1954年，修订版出版于1980年）提供了不少答案。这部鸿篇巨著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中叙述了休谟跌宕起伏的一生：欧洲和美洲爆发的冲突和战争，伦敦各种俱乐部中的信息交流，爱丁堡各个学会致力于改良的讨论，巴黎沙龙中哲人们的高谈阔论，等等。这部传记以五大部分四十章从霍姆家族的起源一直写到休谟去世后一年《我的自传》付印。休谟的好友亚当·斯密毫无保留地称赞他是“一位高才大德之士，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格典范”，“这也许是人类脆弱而不完美的本性所能臻至的顶峰”。莫斯纳以此番评价作为休谟传的最后一章，显然意在表明他对这位传主的尊崇。
莫斯纳追溯了伯维克郡的九泉这块土地上霍姆家族的历史，证明休谟确如其自传中所言：“系出名门”。不过，到休谟父亲约瑟夫·霍姆这一代，“名门”已经没落，老霍姆的职业生涯是一边在城里做执业律师，一遍在乡下做“绅士农夫”。不幸的是，大卫·休谟2岁时父亲早逝，在母亲全身心的照料下，他和兄长姊妹一起长大。根据当时的继承法，作为家中次子的休谟无法继承乡下土地，若为寻求一份稳定的职业，律师应该是最大的可能，但休谟任由他的文学激情主宰了青年时期，他轮流居住在爱丁堡和九泉，读书思考，后来又到巴黎、兰斯以及拉弗莱舍访问、沉思。1737年，休谟从法国返回伦敦时，《人性论》的初稿已经完成。此时休谟26岁。莫斯纳认为，休谟的《人性论》经历了三个阶段，“擘划”于1726-1729年期间，“谋篇布局”于1729-1733年间，“撰写”于1734-1737年间。这个结论将休谟原创性研究的起点置于休谟离开爱丁堡大学之际，也就是1726年休谟15岁左右，引起了后来研究者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