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像。
无论休谟从何时开始“擘划”《人性论》，现实的结果是《人性论》的前两卷于1738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匿名刊行于世，1740年11月该书第三卷也面世了。按照19世纪一些休谟传记作家的说辞，休谟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已经出版了。作为一位新手作家，休谟对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大作能在英国文人圈激起多大的水花倍感焦虑，他或许希望“一文成名天下知”，确立其“文人”的声誉。他把《人性论》送给当时知名的学者、教授，希望藉此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他还匿名送了一本给当时的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后者在1734年刚刚出版了长篇哲理诗《论人》，该主题与《人性论》几乎一致，尽管诗篇比较短，而休谟的论文（Treatise）结构和体量更为庞大。正因如此，读者阅读耗时费力，而给出评价则更是漫长。虽然休谟说他的《人性论》“死在印刷机”上，但莫斯纳认为，这种“死产”并不是说《人性论》被忽视，而是指遭到当事人的“彻底误读和严重误解”。这也呼应了他在传记第一章中的观点：“休谟倾其一生所阐明的‘人性科学’，要么被其同时代人所忽视，要么被误解。”
莫斯纳在其传记的前面11章中描绘了休谟作为“人性研究者”的尝试，接着以5章内容叙述了休谟作为“人性的观察者”在1744-1749年的经历。这段时间里，休谟先是企图在爱丁堡大学谋一个教师职位，因其宗教信仰和苏格兰当时两派势力的斗争而终究失去了这份稳定的职业，1751年时这种情形在格拉斯哥重演。这两次大学求职的失败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休谟对大学教育的看法，只能靠读者凭借少量的信息猜测。不过，对于早早被同时代人打上“异端邪说”标记的休谟来说，不在大学任教应该给予了他不少的言说自由。1744年大学求职失败，于休谟而言或许不是“学术幻影”，他很快获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随后又靠亲朋好友谋取了军队职务，并亲历战争场面，而无论作为家庭教师还是军队随从人员，他都可以继续他的思考和写作：1748年，休谟改写了《人性论》第一卷并出版了，这便是后来的《人类理解研究》。他没有放弃他的哲学思考，而从军的经历还缓解了休谟困窘的经济状况，可能还对他写作历史多有裨益。
《大卫·休谟传》，作者: [美]欧内斯特·C.莫斯纳，译者: 周保巍，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
休谟“文名”鹊起要归功于1749-1763年这段时间的文学创作。他重新打造了《人性论》第三卷，即后来的《道德原则研究》。休谟在其自传中称这部著作是他所有著作中“无可媲美”的，然而还是被公众忽视了。1752年，由12篇新论文组成的《政治论丛》出版，该书讨论商业世界的政治经济学，出版后很快就被翻译成法语。从休谟的著作在18世纪法国的接受事实来看，这部讨论政治经济学主题的著作或许是最受欢迎的。休谟从1752年开始撰写不列颠史， 6卷本的《英格兰史》在1754年到1762年出齐。在这个过程中，休谟还发表了《论文四篇》（1757年），其中一篇改自《人性论》第二卷《论激情》，另外两篇讨论悲剧和趣味的标准，还有一篇《宗教的自然史》，最后一篇在当时的宗教界激起了强烈反响。这14年是休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最终成就了他的赫赫文名。
在莫斯纳看来，这一时期，“休谟不仅创作出许多才华横溢的鸿篇巨制，而且还介入了广泛的争论”，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个人压力，甚至不断地遭受到各种挫折和羞辱”。随着“赫赫声名”而来的是同时代人集结的高声反对。而最主要的反对来自宗教界。休谟在1748年的哲学论文集中加入了《论神迹》。据莫斯纳统计，1751-1755年间，这篇文章有16篇正式的商榷文章；从1755年5月对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王朝史》中宗教叙述的口诛笔伐就开始了，与此同时，牧师约翰·霍姆的悲剧《道格拉斯》中的自*行为让苏格兰的宗教正统派无法容忍，他们叫嚣着要将两位“霍姆”送上宗教法庭。在“温和派”的调停之下，这场风波终于平息。
莫斯纳以“世界公民”作为1763-1769年休谟这一时期的身份特征。在《英格兰史》第六卷出版之后，休谟此时经济宽裕，在爱丁堡购置房产，随后接受赫特福德伯爵的邀请，赴巴黎担任大使秘书。他乐于接受巴黎哲人的欢迎、贵妇的仰慕，也好心援助让-雅克·卢梭。他在政务和沙龙中消磨时光，不断修改自己以前的著作，享受轻松惬意的凡人生活，而不是年轻时代异常勤勉的、孜孜不倦的文学写作生涯。从1769-1776年，休谟成了“苏格兰的圣大卫”，爱丁堡甚至有了一条以“圣大卫”命名的街道。他的晚年生活似乎平静，偶尔也会被无端*扰。
作为一位声名卓著而备受争议的哲人，休谟之死注定会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莫斯纳在《大卫·休谟传》的序言中说他想写一部休谟思想传记，该书描绘的五幅肖像——“人性的研究者”、“人性的观察者”、“杰出文人”、“世界公民”、“苏格兰的圣大卫”——概述了休谟从青少年直至去世时不同阶段的生活经历，也锚定了休谟在18世纪欧洲文化社会中的位置。莫斯纳心怀敬意地叙述了休谟一生，为他被同时代人的“彻底误读和严重误解”鸣不平。不过，另一位传记作家詹姆斯·A.哈里斯认为这种“误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即便在那个时代，休谟有他的批评者，甚至敌人，但仍然拥有大批读者和拥趸。
位于爱丁堡皇家英里大道上的大卫·休谟雕像。
熟悉的陌生人
莫斯纳在1980年版的序言中引用另一位休谟学者诺曼·坎普·史密斯的话，希望有一天“某个兴趣广博、智力超群之人将探究休谟所有的智识领域和智识活动，探究作为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人的多重面向的休谟”。詹姆斯·A.哈里斯在其2015年出版的《大卫·休谟思想传》中试图重现这个“多重面向的休谟”。
在勾勒这个“多面向的休谟”之前，哈里斯需要廓清一种流传久远的观点。如上文所述，这种观点认为，休谟有一个完整的写作计划，该计划几乎囊括其所有作品或绝大部分作品；或者说，休谟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人性论》奠定了其写作生涯的基石，他的所有著作具有整体的统一性和体系性。哈里斯试图摒弃这种观点，他在“导言”中梳理了这类观点自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的漫长历史，指出这种观点对理解休谟思想的局限，因为，如此理解休谟一生的著作势必会限制和缩小休谟思想发展的图景。哈里斯认为，应该按照休谟每部作品本来的方式来对待，将这些作品视为休谟的天赋“独立的、与众不同的”表达，同时还应将休谟视为18世纪启蒙时代一位“独立”的文人，一位“哲思的文人”。莫斯纳的休谟传记展现了休谟的生活和他在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文学、宗教等问题上的创作，而哈里斯的思想传纪则试图分析这些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思想来源和时代背景。
大卫·休谟像。
然而，要写一部综合性的“思想传记”有着相当大的难度。尽管与亚当·斯密相比，休谟留存下来的作品和信件可能要多一些，仿佛能提供更多追溯其思想来源的材料，但哈里斯指出，休谟现存的三分之二的信件写于1762-1776年，而在1762年之前，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著作，因此这些书信虽能丰富休谟的生平传记，却对追溯其灵感缪斯没有多大用处。休谟也没有其他材料如日记、学生笔记等，思想传记作者所能依据的只有那些已经公开发表的著作，少量的手稿和札记。尽管如此，哈里斯还是凭借有限的资料尽量描绘了他心中的休谟思想肖像，并对莫斯纳的某些论断做了一些修正，在某种程度上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休谟研究中的相关论点。
根据休谟在爱丁堡的注册、图书借阅和早年的几封信件等材料，哈里斯推测出他青年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认为，休谟在爱丁堡大学听取了一些课程，但没有太多收获，离开爱丁堡时也没有明确的写作计划，而此后异常勤奋地读书导致他患上了“学者病”。根据休谟青年时代的四封信件，哈里斯勾勒了这一时期休谟的阅读史。他认为，休谟此时进行了大量的阅读，“拉丁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名著”，但沙夫茨伯里、伯纳德·曼德维尔、皮耶尔·培尔以及弗朗西斯·哈奇森等人的著作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哈里斯在思想传记中着重分析了这几位思想家的观点，并推断这些主张与休谟的“大学问”——一门新的人性科学——之间的关联。除了这几位思想家，休谟也可能了解当时关于灵魂、道德世界的其他出版物，当然，霍布斯、洛克、牛顿、贝克莱等人的观点和思想也是当时学生的主要读物。不过，休谟从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后为何选择去法国，似乎不好解释。哈里斯猜测，休谟早年通信的那位伦敦无名医生是罗伯特·沃尔波尔和塞缪尔·理查德的医生乔治·切恩。这位医生刚出版了一本《英国疾病》，书中所述症状与休谟之病症极其相似。很可能是切恩把休谟引荐给他巴黎的朋友，这才给了休谟踏上法国的勇气，进而按照之前很多苏格兰人的行踪轨迹在巴黎、兰斯、拉弗莱舍逗留数年。
哈里斯不太赞同休谟在去法国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人性论》的素材，他认为法国之行对休谟的人性科学颇有影响。在解读《人性论》第一、二卷“论理解力”和“论激情”的主要观点时，哈里斯不时强调马勒布朗士对休谟的影响，比如他对休谟因果关联和同情的解释。休谟那句“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激情的奴隶”的名言被解释为“理性和激情的较量从未真正发生过”，“真正的斗争存在于激情之间”，理性与激情在人类的生活中各司其职。类似的讨论在马勒布朗士和培尔的著作中都曾出现。在解析《人性论》第三卷道德哲学时，哈里斯将休谟置于曼德维尔和哈奇森之间。这种居间的态度在休谟讨论正义和财产权的起源时非常明显：“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成为正义的起源。这就表明，休谟既不赞同曼德维尔的人性自私论，也不愿承认哈奇森的仁爱说，他试图在人性科学中探索新的路径。尽管《人性论》序言中暗示的“论批评”和“论政治”两卷可能从来没有落笔，但1740年出版的三卷已经让当时的读者感受到它的危险气息。
《人性论》出版后并不是悄然无息的，它获得了不少评论，但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敌意。休谟哀叹“它”死在了印刷机上，不过他很快尝试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散文（Essay）文体。哈里斯考察了休谟早期札记中内容，推测这26页读书笔记可能写于1740年初。这份读书笔记中看似杂乱无章的主题，暗示了休谟在哲学、政治、经济和批评领域中思考的延伸，也表明他转向另一种文体并不是《人性论》的所谓“失败”导致的，而是早就准备了写作素材。1741、1742年发表的两卷本《道德和政治论文集》讨论了政治原理、文学批评、哲学流派评点，以及对刚刚下台的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时评之类的主题，看起来主题散乱，事实上是休谟哲学分析和论述的延续，只是换了一种文风。1748年到1752年，休谟重新打造了《人性论》第一、三卷，再次以散文的形式出版。哈里斯认为《关于人类理解力的哲学论文集》“把日常生活的考察牢牢刻在读者的头脑中”，希望读者对经验世界和宗教世界的范畴有所区分，而他所刻画的休谟是一个时刻与读者对话、挑起读者好奇心的作家，在讨论经济学话题的《政治论丛》中则希望激起读者的进一步讨论，参与讨论的人不只是英国人，还有广大的欧洲人。
休谟的写作直击时代问题。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叛乱被平息后，休谟就政治义务这一主题写了三篇文章《论原始契约》《论消极服从》《论新教徒继承》，这些可以视为《人性论》第三卷讨论“效忠”等内容的延续。斯图亚特家族的后代和汉诺威王朝，其各自的政治权威源于何处，是政治同意还是习惯使然？“光荣革命”以来，约翰·洛克的契约论成为英国辉格派的政治理论。休谟批判了这种契约论，以效用和习惯来解释政府的形成。休谟的对话者还包括当时不断涌现出的新观点，比如孟德斯鸠的皇皇巨著《论法的精神》。哈里斯推测，休谟可能在此书刚出版时就了解其中的观点，其《论民族性》可能是对孟德斯鸠的回应，而《道德原则研究》中的《一篇对话》对人性科学做了更多思考：普遍的人性如何与具体的、地方化的道德史和风俗史结合？哈里斯认为，休谟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而是留给后来的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约翰·米勒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