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璇是一位曾经在爱情中受到过重创的女人。因此，她对于与爱人相关的许多人事细节传闻，都表现得颇为敏感。电影圈从来就是一个是非圈，无风都要凭空涌现三尺浪。更何况像石挥与周璇那样的一线男女明星！周璇在香港读上海的娱乐报纸，不时都可以读到大大小小电影明星们的风流轶事，间或也有石挥的桃色新闻出现。起先，周璇不过是莞尔一笑罢了。后来，有关石挥的桃色新闻在报纸上堆积了起来，周璇看到报刊上石挥登载的相片便有了一种异光的荡漾。渐渐地，周璇的心底，便有点犯嘀咕了。
其中，有一段与石挥相关的桃色新闻，被传述得绘声绘色：说是像石挥那样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的感情比沙沙作响的三月春雨还丰沛呢。这一次，石挥到疗养院去休假，便再一次为爱情的利镞所中伤。本来，有婚约在身的石挥，是抱着一分“水蓼冷花红簇簇”的恬淡心境来休养的，谁知晓却邂逅了一位白绸春衫如雪色的女护士，可怜的石挥真的有点无辜，他竟然又一次软弱地掉入了情网。双方迅速地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可是，就在石挥沾沾自喜地置备好了结婚的衣物之时，那女护士却向石挥宣称：彼此的生活地位相差这样大，她是绝对不能爱石挥的。这真是令石挥悲痛欲绝的一次心灵重创！
这样的消息，从上海流传到香港，仍然是春末夏初的雨季。周璇仍在不停地忙着拍戏，有时，周璇在摄影棚会怔忡地停下来，望着外面的水阴阴的天，以及洋梧桐树叶遮掩的红砖巷堂人家，她再接到石挥从上海打过来的长途电话，神色间便有点疲倦了。男人喜欢玩，只要适度，在这个圈子中浸润已久，周璇不是没有思想准备。可是，事情闹到满城风雨的程度，这就使周璇难堪了。
因此，当时，有香港的记者企图在周璇这边，证实石挥的桃色新闻。周璇面对媒体侃侃而谈，她谈自己的“早年失怙，萱堂健在，现在年近三旬”。又讲做一个名演员、名女人的殊为不易，“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好好地做像一个人。”人家问到她有关石挥的传闻时，周璇背了一句古语作为答复：“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最后，香港媒体将这次采访归纳成文字，登载在一本电影刊物上，便形成了这样一段抱怨的文字：“周璇曾对人公开表示：决不与圈内人配成佳偶，而向圈外发展恋爱对象。”
这也算不了什么，如果换成其他知情识趣的男人，专程到香港来向周璇解释，这段情感未必就没有挽回的机会。
可是，石挥是什么人？石挥绝不肯为女人弯腰。别看生活表面的石挥整天嘻嘻哈哈，没有一点架子地跟年轻人打成一片，他在心情好的时候，大家跟他开玩笑、找噱头，掏他裤兜中的钱打牙祭，无所不能。只是，你别惹恼了他，伤了他男子汉的自尊心，那样的话，他立马跟你翻脸。
其实，他的心之深处是有一个冱寒孤独的冰雪世界的。如此，石挥曾经对人说：“打开世界史，没有一个学说、没有一个主义、宗教、革命，不在理论上有正确的立足点，但又没有不被否定、推翻、再建的。”“世界上被人称颂着的功绩和伟业，十有八九都是目不忍睹的惨事。”石挥的人生底色既然高洁孤傲到如许境界，他即便是被周璇误解了，也是不屑于辩解的。时间延宕到1948年初冬，周璇完成《清宫秘史》的拍摄回到上海。石挥既然不愿意做出任何的解释，他与周璇间的关系，便客气地退回到了普通朋友的寒暄。
因此，同一时代，同时经历着一场撕心裂肺恋爱的女作家张爱玲，曾经撰文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当时，周璇听着北风从黄浦江畔呼啸着吹过，她想到自己的一堆倏然而来、又悠然远去的日子，眼泪慢慢地洇出来了。
周璇再一次见到石挥时，她已经坐在疗养院的新华电影院，作为一名普通观众看电影了。当时，石挥在一部叫《光辉灿烂》的影片中仍有出色的表演。回到病房后，周璇感慨万分。于是，便在笔记本中一笔一画地记下：
“好久没有看见石挥了，他的演技永远使人喜欢，好些话都让观众拍手遮了过去，一点也没听出来。也不知道他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因他告诉我要同童葆苓订婚了呢！很使我难过，当然我愿意他能更幸福，对于我们的友谊之爱决不改变。总之，只有我自己对不起人家，没有别的话好说，永远回忆着，自己难过吧，活该！”
不久，石挥的人生小船即触礁了。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兴起，上影厂整理出了46名“右派”，石挥成了这一批人中的领头羊。石挥——“政治上的老右派，社会中的坏分子”，他在“鸣放”时发表的《东吴大将“假话”》和《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以及与赵丹等人的《我们的建议》等都受到了批判。尤其石挥这个人一贯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又善于调侃，比如他说到某些干部的形象，是“干部看到了上级，卑躬屈膝，前面衣襟长了两寸；干部见了下级，昂首阔步，后面衣襟长了两寸”。此话活灵活现，令人忍俊不禁，却令一些干部恨之入骨。石挥为人真诚直率，他看不惯做假的风气，说了真话，吃了亏。
在反右的高潮中，石挥被指责为“反党成性，道德沦丧”。前者是说他“利用各种机会在青年中放毒”，“建立反党基地（即“五花社”)，破坏人民电影事业”，以及包庇反革命分子一贯违法”；后者则称石挥曾乘周璇发病之机，“偷偷地侮辱之”(这大概是把那个电影厂的流氓美工移植到石挥身上了），于是石挥臭不可闻。加上他导演的两部戏《关连长》和《雾海夜航》大受批判，好友赵丹等也写了长文批判他——1957年12月，赵丹和瞿白音在《文汇报》连载长篇批判文章《石挥的“滚”的哲学和他的“才能”》，批判石挥的“成功之路”是靠“自我吹嘘，投机挑拨”，其“表演特点”不外乎是“卖弄低级趣味”、“充满没落阶级的感情”和“歪曲人物形象”，以及“在正面人物鼻上抹白粉是其惯使的拿手好戏”等，还上纲上线，说石挥是“反动阶级的狼狗，时刻在边上窥视着我们”，并表示石挥走的是“堕落的道路”，而“我们的道路是到群众中去”。
显然，这样的“批判”文章对石挥来说不啻是在伤口上又撒了盐，他终于绝望了。在此前后，即在对他的第二场批判大会之后，石挥失踪了。从此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直到很久以后，有人才在吴淞口外的大海边发现了一具男尸，后来经公安部门查明，这就是石挥。那已是周璇去世以后的事情了。
后来，周璇的情感生活中又出现过两个男人，朱怀德与唐棣。不过，这二人无论从品位、气质还是见识诸方面，已经无法跟严华、石挥的岳云江树尽显峥嵘相媲美啦。所以，对于这样的感情，我们不能一概斥之为伪，但对于曾经沧海的周璇而言，绝对是心境落寞的。
朱怀德，长得既高且瘦，皮肤细白滑嫩，加之鼻梁上常年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确实有几分斯文人的味道。周璇长子周民在《周璇日记》一书中，评价此人：“他洋装笔挺、风度翩翩、举止风雅，具有上海男人对女性细致入微、关照有加的优点。”
朱怀德曾经是上海的一位绸布商人。已婚，之前一直以周璇的私人朋友身份替周璇打理私人财务，双方间来往大约维持了七八年的时间。
从前的朱怀德在周璇的生活圈子中，表现一直甚是安静。作为周璇生活中一个平淡似水的财务朋友，一开始朱怀德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对于周璇演艺圈的那些私人恩怨，不该想的不想，不该问的坚决不问。时间长了，周璇对于朱怀德的个人印象不错。此后，周璇想请一个私人秘书，朱怀德便给周璇介绍了自己的堂姐朱爱珍。
后来，朱爱珍多次在公开场合跟人家说：“我热爱周璇，她是我心中的偶像，我为此生能有幸和她结伴成双，常常同出同归，感到幸福和光荣。”因此，在周璇的生命后期，朱爱珍曾经得到过周璇的充分信任。朱爱珍在朱怀德追求周璇的过程中，也助有一臂之力。
过去的周璇，对于朱怀德这一类俗人而言，如悬崖的花枝，绝对是不可攀折的。后来，周璇与石挥的爱情梦破碎了，周璇的感情生活出现了一个空窗期。这时候的周璇，情绪低落，又另有一分花枝无语的楚楚可怜。朱怀德就选择这个时机，从上海来到香港，并迅速成了周璇身边的一个嘘寒问暖的知心人。
后来，香港著名女艺人，知名导演屠光启的夫人欧阳莎菲，在回忆起进展神速的周、朱之恋时，曾经说：
“周璇上楼下楼，他（指朱怀德）搀扶着她。周璇需要什么，他很快就把她所需的送到她面前。周璇有所差遣，他奉命唯谨，一诺无辞。每逢拍戏的日子，或是午膳，或是晚餐，以至夜宵……在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国际饭店13楼）云楼小餐厅里，桌上燃起了两支红烛，发出了烨烨的光华，坐在餐桌两端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璇，一个是朱怀德。《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从朱怀德的口中轻轻哼出……”。
这种场面很温馨，也很感人，心灵已经受伤的女子很容易被这种小而完美的温暖所感动。
欧阳莎菲进入演艺圈的时间与石挥相仿，也是1940年。1946年欧阳莎菲因主演影片《天字第一号》，创下了这年的全国最高票房纪录，迅速蹿红为与周璇比肩的超级女红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后期，“一代妖姬”白光的慵懒妩媚，与欧阳莎菲的美貌妖艳在上海的演艺界是赫赫有名的。
说起来，欧阳莎菲的一生与电影《红楼梦》的机缘还是很深的。1944年，“华影”首拍《红楼梦》时，周璇饰演林黛玉，欧阳莎菲出演袭人，虽然没有得到领衔主演的位置，却也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跑龙套”。后来，1952年长城电影的《新红楼梦》，1977年邵氏电影的《金玉良缘红楼梦》，欧阳莎菲均在其中有出色的表演。欧阳莎菲与周璇间的友谊，即建立于1944年的《红楼梦》制作期间。
于是，1949年的初冬时节，周璇就跟那个默默跟随在自己身后许多年的朱怀德，一起搬进香港青山道的乐都大厦，开始了一段表面上风风火火的同居生活。
不过，说老实话，与朱怀德搬到一起之后，周璇心底跟朱怀德的生疏感又渐渐地增加了。朱怀德是那种小心慎微的男子，后来即便是上了周璇的床，他跟周璇间的交谈仍然保持着过去那种谨慎温柔的腔调。因此，对于身边的这个男子，周璇既说不上他的好，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
当时的周璇已经快要三十岁了，这个年龄的女子在那个时代便有些见老了。周璇摸着自己慢慢变粗糙了的脸和腰际渐渐堆起的赘肉，突然觉得自己的身边真的应该有一个男人了。这便是周璇当时真实的想法，仅此而已。后来，周璇知道朱怀德是已婚的，并不能给自己期望中的一个名分。有一次，周璇坐在椅子上想心思，朱怀德蹲在冬天的炉火旁为周璇煨汤。他的瘦瘦的侧脸被炉火映衬着，目光下视，有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微笑。周璇心中忽然涌起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这个人并不是我真正想爱的。转念至此，周璇的心田当下一声响雷，怅然若失。
朱怀德表示为了不辜负周璇，绝不该在海外草率从事，应在战争平定之后，回到上海隆重举行婚礼。
周璇为求爱者的一片真诚打动，将全部积蓄交给朱怀德。朱怀德带着钱回到上海后，就如黄鹤般杳无音信。
1950年，周璇带着朱怀德走后产下的他们的孩子回到上海，谁知朱怀德面对周璇怀中的孩子，竟问：“这孩子，恐怕和你自己一样，是领来的吧？”
这出人意外令人惊愕和寒心的否认，也就是否定了周璇对他的一片真诚爱情，破灭了周璇对他的信任、希望和幻想。
周璇决心做一个单亲母亲，凭着自己的能力，独自抚养腹中的孩子。因此，她在报上刊登启事，宣布与朱怀德“脱离同居关系”。
周民出世后，当年的朱怀德便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有关周民的生父，后来，周民的法定监护人黄宗英，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
“朱怀德不承认。新中国成立后他害怕人民政府，我们让他一个月送48元给周民作托儿所费，他乖乖地送来，就是不肯承认。我们都怀疑周民的生父另有其人。周璇是在香港*的，周璇不说，谁也说不清。当年赵丹第一眼看到周民时就说像张善琨，但也没有医学根据。”
朱怀德后来被上海法院判处七年徒刑。判刑的理由，朱怀德不想说，其他人也就莫名其妙。
但是，周伟、常晶合著的《周璇传》一书，还是倾向于认为朱怀德是一个骗财骗色的拆白党。周伟在提起自己的母亲周璇时，曾经说：“周璇是大大的富婆，她的笔筒里全是金条，她用的器具都是金银的。她的两根金条不是光给唐棣，你去她也会给你。她的手就那么松。”周家长子周民则认为：“据有关部门提供的可靠资料，朱怀德确实借过周璇小部分钱，后被人民政府基本追回。”
唐棣出现在周璇的感情生活中，却令人觉得有点乌龙。唐棣有一个个人简历，随后，被周伟、常晶收入了《周璇传》中：
“1938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9年至1943年，就职于国民党总政治部三厅宣教科兼调第九战区战地政工大队。1943年后，转职于国民党励志总社任美术股干事，上校军衔。”
1951年春，大光明影片公司准备开拍一部《和平鸽》的电影。导演陶金想到了周璇，便邀请她参加了电影的拍摄工作。当时，唐棣一时失业，无事可做。男主演顾而已便向剧组推荐了唐棣，说是请他来帮周璇画宣传用的肖像，肯定马到成功。
这样，唐棣便走进了周璇的生活。周璇当时跟朱怀德分手之后，精神上受的打击颇大，人的表情也有点憔悴，因此，周璇对于唐棣正在创作中的肖像画特别在意，从脸上的色彩浓浅、到光线的投入角度，周璇均要一一过问。慢慢地两人就熟悉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周璇发现唐棣也是一个颇为风趣的人。
这样，周璇跟唐棣相处的时光，似乎也觉得了阳光的明媚，生活中的事事均清润静正。她想：自己的身边，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男子陪着自己，也许是真的很好呢？这样，到了1951年5月，唐棣便成了周璇枕流公寓中的常客。
不久，周璇怀有身孕。1952年8月30日，生出次子周伟。
唐棣的麻烦事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唐棣与周璇交往没多久，社会上就有《穷画师勾引大明星，女明星被人诱奸》的消息在流传。至周璇怀有身孕的期间，周璇的精神病已经发作，唐棣却仍然未能与周璇履行结婚手续，考虑到唐棣的国民党背景，这件事情，便迅速升温成了一桩刑事案件。周璇唯一的亲人——养母叶凤妹，把唐棣告上了法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1952年5月，以诈骗罪和诱奸罪判处唐棣有期徒刑三年。
关于这桩案子，周璇长子周民在《周璇日记》中是这样解释的：
根据《婚姻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一个精神病人是不能结婚的，精神病人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如果一个正常人与一个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按刑法规定，是要按强奸罪论处，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从时间上推算，唐棣在1951年8月进入周璇的生活，并实施了其违法行为，这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期间。唐棣把这种乘人之危的卑劣行为称之为‘爱情’（要看事实，决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妄加推测。他自称的所谓爱情，在不久后周璇的日记和书信里却未见提及一字，可见他在周璇心目中的地位），而相关知情人（王人美、吴茵、黄晨、黄宗英、朱爱珍等）一致认为，唐棣当时是‘拆白党’，是无耻的流氓行为。
法院也查实了，唐棣在诱奸周璇的同时，还和上海一个姓陈的女性同居着（周伟、常晶的《周璇传》中，有一段唐棣的自我辩护，提到了这个女子：‘我是和陈德珍一起生活过。1945年我和她认识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当时，我在上海美专任教，单身，她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照顾，我很感激她，也帮助她料理家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同居了。’）。所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唐棣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当时，政府考虑到周璇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对于唐棣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处理方法。
1979年，唐棣在劳改农场被摘去“右派”帽子，接获撤销历史问题的判决。但他的诈骗、诱奸周璇和奸污常熟中学女生（此说可查阅79沪高刑申字第1682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关于唐棣利用教师身份，奸污女学生一节，经查属实。”）这两项罪名，却至今仍记录在刑侦部门的刑事档案之中。
周璇在经历了朱怀德、唐棣那样两个潦草的男子之后，曾经在日记本上无限惆怅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把人家的过错来惩罚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所以，对于本文中周璇的四段情爱之路，我们这些后来者，虽然可以真切地感觉到周璇当时的恻恻轻愁、淡淡情思，以及静静的泪痕，但是，我们真的只能是欲语还休。有人说，周璇的爱情悲剧，应该归咎于那个纷扰的时代，或者又应该归咎于人心世道的险峻。可是，这世界上一切流泪的女子，都是那些追求唯美的女子。唯痴情的女子受伤。与周璇同时，有阮玲王、英茵等人；周璇的身后，也有林黛、邓丽君、翁美玲、陈宝莲、梅艳芳等一大批的后来者。
1951年，周璇在拍摄她一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和平鸽》时，“验血”两个字，像突然的闪电刺破她脆弱的神经，她绝望而痛苦地哭起来，在惨楚的哭声中不断哀诉：“是你的骨肉，就是你的骨肉!验血!验血！”
她疯了，从此，整整五年，周璇一直被困扰在疯狂的世界中
关于周璇精神失常的原因，人们一直认为是她不幸和破碎的婚姻以及感情经历所导致的，或者是她“工作紧张又受日本浪人和汉奸的威胁，生活痛苦”所导致的，应该说这是周璇犯病的宿根。
周璇是毁在男人身上的。早在她与严华分手时，周璇曾写有一篇《我的为什么出走》，泣诉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因“猜疑、诬蔑、诽谤”而使她“再也不能忍受了”，于是“经过思索，我终于选择了‘娜拉’的道路，噙着泪水离开了家，离开了相处九年的丈夫”。当年那也是上海滩上许多新女性的共同选择。但后来她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无论是商人的朱老板(后二人登报宣布脱离同居关系)，亦或喜剧明星的韩非，还是“两栖皇帝”的石挥，她要做“娜拉”，却只能是鲁迅先生说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走后怎样》）这是在男权社会中的宿命。很多人认为周璇精神失常的具体原因，是她被商人的朱怀德所骗(骗钱骗色）所致，然而看她的日记却不尽然，因为在周璇给李厚襄的书信中还一直称朱怀德为“怀德”，甚至觉得对不起他。
其实呢，导致周璇精神失常的真正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有她个人的遭遇，也有她对社会的了不适和恐惧。前者，如她的孩子周民的生父始终不认亲生儿子等；后者则是她根本无法适应新中国文艺界的气氛，感到左右为难，甚至有动辄得咎的感受。因而周璇的心情是极不稳定的，怀疑有人在故意为难她、迫害她，自哀：“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在生活上她也感到不适，毕竟是大明星，原先的待遇如何，现在不行了，所以她想去南洋，但又不能那么随便就走。
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唱了许多靡靡之音、演了许多不好的戏，这在当时全社会自我改造运动的风气下是很正常的，但周璇却受不了了，竟认为王人美是针对她说的，给了王人美一巴掌，而王人美还是周璇在演艺圈结交的最早的朋友。
病后，王人美来看她，她在日记中说：“昨天王人美来，没想到她来，听她讲了半天话，知道她的阴险，太可怕！看看她吧，心里正笑着呢，我自己也对不起一个人，良心在当中，我怕什么？我不说谎话，我周璇就不爱说谎，可是你们要强迫我，有意危害我，我能服你们的帖吗？”
周璇发病之后，相继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北京的北大医院、上海精神病疗养院医治。现存她病中的日记，是1951年9月13日至10月20日这一段时间内的，当时她正在拍摄电影《和平鸽》。说实在的，那是有关领导特意让她上戏的，也就是特意给海外的人看的，用以证明新中国文艺界的繁荣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可是不久，周璇因拍摄现场一个情节触发了她那纤弱和敏感的神经，她突然神经错乱了，待回家休养后又因治病的需要与孩子分开来住，她更加不能控制情感。更不幸的是，就在她病情发作时，她竟被一个上海话叫做“拆白党”的流氓(当时电影厂的一个美工）所诱奸，使她的病情更加厉害，以至于完全不能自我控制。于是她被单位和友人送进虹桥疗养院，现在遗存的她的这些日记就是她在疗养院写的。
这些日记反映了她当时真实的心境和其精神状态，看得出来，她是很配合治疗的，某种程度上她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然而，她总是有着“不正常”的恐惧感和怨恨的情绪在内，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她写道：“好几天没有记日记了，事情想起来真是太使人害怕，不写了吧！没有什么可写的。总之做错了事是一样的倒霉，可是太冤枉了呀，总有一天要水落石出，等着吧！”此后，她不再写日记了。
这以后，她的病又复发了。
1957年9月22日，在周璇生命的弥留之际，她拉住老友的手，用颤抖而低弱的声音，无限凄惨地诉说一件她至死不忘的心事：“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父母！”
周璇怀着未能找到亲生父母的终身遗憾，默默地阖上了满含泪水的双眼。
人们在追悼会上发现，参加者中几乎囊括了中国影坛的所有精英——蔡楚生、于伶、袁文殊、瞿白音、张骏祥、应云卫、沈浮、陈鲤庭、贺绿汀、黄佐临、郑君里、白杨、王人美、金焰、赵丹、黄宗英、舒绣文、刘琼、魏鹤龄、宣景琳、王丹凤、黎锦晖——但却没有和周璇曾有过感情经历的石挥。
时至今日，在海内外还传播着她金嗓子一般的歌声，同时，她留在人间的还有39年的凄苦人生。
周璇是中国电影史上以表演音乐歌舞片而空前绝后的第一人。在周璇的一生中，她一共上演了43部电影，唱过不少于200多首的原创歌曲，其中在她主演的电影中主唱过114首插曲，这是至今也未曾打破过的一个“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