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雨和戏里戏外两个外婆
澎湃新闻：电影里面的两个孙辈，是不是都有你自己的影子？谈谈家乡、家人对于你的成长和人生选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小雨：我离开家乡比较早，从小因为父母做生意的原因，我是被放在杭州的寄宿学校里面的。从小开始，我就比较少回到老家，只有在暑假的时候，才回到村里，平时周末是在杭州的家里面，那时候家里面还没有*。
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单纯自由的感觉。城市里面车多人多，你不能瞎跑，大人会怕你被坏人骗走，怕你被车给撞了。但在老家的时候，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瞎跑，跑到哪里都是大家相互认识的村坊，有很多的河流，鱼塘、虾塘可以去野炊，可以去摘荷叶，去钓青蛙钓小龙虾，那些时光好像更像生活本身。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外公去世了，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生命的无常。初中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变故，我去阿联酋待了4年，那时姐姐和父亲在那里做生意，我就去读书了。暑假的时候，每一次回到老家，就会发现曾经的那些老房子变少了，越来越少。
所以跟故乡的那些联结，或者记忆中的故乡的消逝变迁，我从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体会了。可能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在老家的话，这个过程反而会更加温水煮青蛙，只是今天少了一栋老房子，下个月又少了一栋。但我离乡隔个几年再回去，我是一次次见证它阶段性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你能够确定，它有一天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形态。
澎湃新闻：船好像是电影里很重要的意象。片子里出现了很多种不同的船，这些船的选择和拍摄有什么样的考量？
陈小雨：有时候是一种拍摄直觉，很多观众觉得船的意象用得好，也有很多观众觉得船的意象用得刻意。在船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难以去剖析，当然它会有一些传统到现代的符号的一些融汇，但这种直觉层面的东西，没有办法一一画等号，告诉你木船代表什么，大船代表什么，快艇代表什么，我们不会这么去想，主要还是因为在我们在故乡，这种生活太司空见惯了。在外婆的言语当中、从小到大的睡前故事当中，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各种各样的船，就保持一个超高的出镜率。
陈小雨家的老照片。船是这个村庄重要的交通和生活工具。
每个人都携带着一个世界
澎湃新闻：这个家庭里面三代人，有现代性的部分，同时也受到很多传统的影响，两部分的碰撞，你是怎么样去感受和设计的？
陈小雨：我觉得，这种碰撞，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这是一种代际之间的关系。电影里面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点也是不同世界的碰撞，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携带着一个世界，TA的世界周围会围绕跟TA价值观相似的人，以各自的生活方式生活着。
所以外婆的世界、阿珍的世界和阿青的世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珍的世界里，会有更多为事业奔波的人，大家都更加的努力，但是阿青的世界里，接触的更多的跟他一样自由散漫的人，那种特别卷的人，在他们的群体里面是另类。对于外婆而言，是一个更加简单的乡村世界，这三个世界其实又并存于一个家庭。
当这样的一家人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这种观念的碰撞，现代和传统的碰撞就必然会发生，例如是否继续治疗绝症，例如死后要怎么去操办身后事，大家的决定会产生分歧，不同的观念在这时候要一起来做一些决定。
姐弟俩的境遇、选择各有不同
澎湃新闻：在外婆生命最后的时光，两代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妈妈回到身边，孙子相信外婆会理解他的选择，体现了两代人不同的生命观吗？
陈小雨：我觉得，这有两种版本的解读。大部分人的理解是阿涛肉身没有回去，跟外婆是心灵上面的一种相见，在梦里看见了彼此。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这也是一种真实，是别人所不能够看到的真实。
但也有一部分观众觉得，阿涛其实回去了，这个比例非常少。他们觉得阿涛回去了，在夜里看到了外婆，然后又偷偷地离开了。因为他不想参加葬礼，不想面对那么多的亲人，继续孤独地走在自己的不被理解的追梦路上。
两种版本的结局都是OK的，我比较喜欢有两个结局的那种电影，比如杨德昌导演的《恐怖分子》，我愿意给观众这样选择的余地，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死。
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肯定要有离得近的人，也要有更远的人，有些人他尽到了他的义务，有些人抱着他的遗憾。如果所有的子孙全都回到身边了，好像就不是我认识的世界。我认识的世界不会这么的圆满。
不过我自己也在映后的时候做了个小测试，我分别在两场的映后问观众，能够理解阿涛最终决定的请举手。我发现举手的人里年轻人居多，年纪略大的人更难理解阿涛，甚至觉得阿涛是白眼狼。
孙子阿涛接到外婆弥留的电话
澎湃新闻：很多观众看过电影之后能感受到很深的共鸣，因为大家都是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可能因为老人的去世，失去了和故乡的某种连接。
陈小雨：现在我家里面的老人，也就只有外婆了，我也会想说当外婆走了之后，还有人会回去吗？好像强行回去也没有必要，但是不回去的，又有点可惜。
对我而言，有一种很好的形式，就是把它拍成电影。可能不拍电影的人可以拍一些照片，可能可以写一篇日记，但是我觉得，它得变成一个什么，这段记忆，它得有一个安放的地方，安放的地方不一定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是在你的心里面，我觉得有必要收拾出来一个位置，留给你的过去。
澎湃新闻：外婆对你拍这个题材有什么意见？很多老人会觉得讨论死不吉利，你是怎么和她讨论死亡的话题？
陈小雨：我跟外婆讲起死亡这件事情，是非常豁达的，反而是家里面的中年人，说起死就是“呸”，觉得不吉利。就好像一头房间里的大象，大家明明都知道会有这样一天，但是不愿意去直面。
我外婆倒是老是讲，我死了以后就怎么怎么样。你给她拍了一张好看的照片，她会说死了要用这张照片当遗像，还动不动带我去看她给自己准备好的寿衣，告诉我死了之后怎么去操办，怎么去分配。其他的大人觉得外婆哪壶哪壶不开提哪壶，老是说她，但是我觉得经常这样去说，反倒是在消除对死亡的一种恐惧，也拉近了跟彼此在活着的时候的距离。
我记得电影里，有一场葬礼的戏很有意思。当时我说出要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能感觉一屋子的亲戚老乡之间的空气就凝滞了，那个感觉很微妙，大家都知道要支持家里的孩子，但是这个事情又是他们最忌讳的。
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之间我娘舅说了一句，说“电影是反的呀，跟梦一样”，然后大家就纷纷开始附和，“对对对，电影是反的”，好像找到一个支点，大家需要一个说法，去消解那种“晦气”带来的不愉快。
事后我外婆还很骄傲地跟我说，还是外婆对你好吧，不然哪户人家愿意让你在家里搞追悼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