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扶拖拉机斯基》是彭磊为张蔷写的歌。
一次演出完之后，彭磊问张蔷：一会儿你去哪儿？张蔷答道：我要去凯宾斯基洗澡了，我经常那儿吃饭和健身。
彭磊应了一句“噢，原来你过着这样的生活啊”，那首唱着“人参娃娃，葫芦娃娃，库尔尼科娃”的无厘头歌曲之后就诞生了。
出入高端场所对于张蔷来说，在十七八岁就不是稀奇的事情了。
她凭借第一张专辑在母亲月入60块的年代赚了1400元，后来几乎凭一张专辑成为万元户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一盘磁带几块钱，张蔷可以卖两千万盘，后来出国时换外汇，现金要用行李箱装。
八十年代，几乎没有年轻人不听张蔷。和媒体聊起当年，张蔷不止一次提到那件轶事：
有一天，一个山东青年敲开了张蔷家的门，他说自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很喜欢张蔷，希望可以邀请她出演一个军嫂的角色。张蔷的母亲也是山东人，待他很亲切，不过当时张蔷才16岁，母亲谢绝了。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张蔷说自己对这个人最深的印象是送他出门，总觉得他的背影看着很辛苦。除此之外，她只记得名字，因为特别，男青年曾向她母亲解释过，“莫言”就是少说话的意思。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张蔷想起自己也曾认识一位同名的写作者，便上网搜了照片，发现真是曾经认识的那个文学青年，感慨道，怎么这么老了！
那个年代，文学青年也爱张蔷，因为没有人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女孩儿。
在张蔷还是个读高二的小姑娘，不知道有“形象包装”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自制了红色抹额，折断筷子，用洗相纸裹住头发，涂上威娜宝香波为自己烫了一个芭芭拉·史翠珊同款爆炸头。
那时唱歌还是挺有风险的，用什么方法唱歌是个政治选择，张蔷母亲在中国电影乐团的同事谢莉斯，在句尾加一个滑音就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滑音”。
到了听着岩崎宏美、Bee Gees 长大的张蔷这里，她对着家里的录音机，用“拼音 想象”为英文歌填了词，一开口就是甜腻热辣的“千言万语口难开”。
比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刺激得多，张蔷对高音直白得刺耳的处理狠狠撞破了年轻人对流行音乐的理解，也在“荷东的士高”还没从香港进入内地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了什么是迪斯科。那英说过，张蔷是她知道的内地第一个迪斯科女星。
那时北京的迪斯科舞会还是“上流人”的游戏，没有内部关系的人只能在门外张望，找机会跟安保求情，而张蔷可以随便进出外交公寓、丽都、昆仑饭店。
作为唯一一个穿渔网袜的女孩，她通常静静喝着进口橙汁欣赏麦当娜，假装没有看到男生渴望的目光，只有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时才到舞池动一动。
少女张蔷也许不知道，在大院之外，那些她唱什么就听什么、攒钱抢磁带的几百万名年轻人，在她出道那些年，刚刚有机会解开身上的枷锁。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写诗，跳舞，不必再像《地久天长》里的新建一样，因为参加一场黑灯舞会被判刑。
但是，但是——即便年轻的呼声伴着迪斯科的节奏，一路震到了国外，八十年代的张蔷，在国内的官方语境里仍然不被接受。
内地媒体在报道《时代周刊》事件时，只提了一句“以盒带(唱片)销售量来衡量歌星价值的做法还欠妥”。
张蔷第一次参加歌手大赛，就得到了评委“不如去广州茶座卖唱”的建议，在热衷讨论新生事物的年代，报刊、杂志、电视都没有关于她的只言片语，没有喝彩，也没有批评，见过这位“巨星”本人的，除了家人朋友，可能只有录音棚的工作人员。
按今天的话说，张蔷就是亚文化 icon，站在张蔷这一边，是观念先锋的那批年轻人的一种态度表达。面对官方话语里对张蔷的作品“太俗、太风*”的质疑，年轻人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听那些字正腔圆、甜甜美美的东西？
在那年，年轻人拥有一盘张蔷的磁带，就完成了一次离经叛道；练过霹雳舞步，蹦过一次迪斯科，好像就握住了一大把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