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鼓手去留学之后，新裤子开始尝试合成器编曲，庞宽在朋克时期就写过迪斯科风格的作品，他们干脆直接转向迪斯科，发行了专辑《龙虎人丹》，封面上的他们带着蛤蟆镜、穿着国产运动裤，手上拿的，是风起张蔷那年，一呼百应的立体声录音机。
《龙虎人丹》带起了一阵国货潮，不止是滚圈，普通年轻人在家里翻箱倒柜，想找到爸妈泛黄的回力鞋，玩一把做旧风。
年轻人从那时开始接替央视，变成了怀旧的主力军。
迪斯科的简单粗暴也意味着鲜明有力的特色，成都的新金属乐队 GT6 更名马赛克，创作出了可以蹦迪的摇滚乐《 Dancing Girl 》。
高晓松跟梁文道说过，怀旧就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的时候才怀旧，谁老了还怀旧？老了早看开了，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上一个时代更美好。
一切都是那么纯粹、自由、有希望的八十年代，就是那个可供三代人怀念的黄金时代。
新裤子的老板沈黎晖看到了机会。2013年，走穴能赚钱了，音乐人靠跑音乐节、live house 已经可以走出树村，听众需要更燃、更刺激的现场音乐， 4/4 拍的迪斯科当然是优选。
《周末画报》的主编牵了个头，沈黎晖见到了自己曾经的女神张蔷，他对张蔷说：你不要唱别的了，就唱迪斯科。
摩登天空为张蔷做的专辑有几首张蔷和新裤子的旧歌，也有彭磊写的《手扶拖拉机斯基》，风格都是迪斯科，沈黎晖听一遍时告诉张蔷，这个不够嗲，不够腻，不是你。
于是，90后听到了最终的版本里那个张扬得有些刺耳的声音，就像他们的父辈第一次在录音机里播放《东京之夜》，张蔷又火了。
那张专辑的名字是个假命题，“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其实根本没有人追问什么是迪斯科。
“迪斯科是什么”，这曾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贾樟柯接受 GQ 采访时，提到他 90 年代时，喜欢和同学去的一间北电附近的迪厅，叫 NASA。人大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清华的学生，也喜欢去。
贾樟柯说，当时的蹦迪，是很多人解放自我的象征。“如果没有过去的封闭，没有我们这代年轻人借由迪斯科、借由摇滚乐解放自我的这样一种情感在里面，那它只是个娱乐。”
巧合的是，北京 NASA 的时代过去十几年之后，成都也有了一间著名的 NASA。
成都的 NASA 很长时间里开在著名的保利大厦，现在已经更名、搬迁。和当年北京的 NASA 不同的是，这个 NASA 是成都说唱乐的根据地，是 Higher Brothers 为代表的成都 trap 音乐爱好者最喜欢 party 的地方。
事实证明，贾科长提到的“蹦迪只是个娱乐”已经发生了。现在去一场 party 再也不是什么违法犯罪的坏事，跟叛逆也不相干。蹦迪当年精神层面的意涵早被稀释掉了，哪有那么多有的没的，蹦就是了。
张蔷再回到公众视野，是“营销鬼才”沈黎晖的判断，更是听众需要怀旧舞曲——我们太需要一套完整的视听和氛围解决方案，帮我们度过一个个加班后需要发泄的夜晚了。
她唱什么大家就听什么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互联网上每天会出现成千上百条新闻，但没有什么看起来真正是新的，年轻人需要一片阿斯匹林，张蔷的迪斯科嚼起来还有味儿。
《我的八十年代》是庞宽九十年代写的，当时还是朋克的新裤子成员嘲笑他是娘娘腔，他自己也唱不上去，直到遇到张蔷，这首歌才正式发行。
张蔷聊起过这首歌里有一句“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朵夫”，说“那本书上写，最后，他每次过河都有一个小孩让他背着。克里斯朵夫问，你到底是谁，那个小孩儿就说，我是你未来沉重的日子。”
那天去工体的年轻人，背上都有一个小孩，不用等到未来，派对散场，就是沉重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