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份，Phoebe仔细检查宝石品质并拍下图片。受访者供图
对斯里兰卡来说，2015年同样是发展前进的一年。据统计，2015年斯里兰卡接待外国游客180万人，收入达到29.8亿美元。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斯里兰卡旅游消费主要依赖外国游客。
同样在那一年，黄洁文来到斯里兰卡。对她来说，这里是“诗与远方”。她辞去国内的工作，打算在这里度过间隔年，体验海外生活。最初，她办理的是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在这三个月中，她顺利找到了一份工作，改为一年工签。
三年后，她进入目前工作的金融企业，担任中资企业的客户经理。在这里，她的生活和工作实现了平衡，四处旅行、学习瑜伽，如果没有这次危机，这里可能是她常驻的理想地。
当地人友善热情，每每在街上遇到，他们都会笑意盈盈地向她问好。在很多个瞬间，她都能获得一种内在的平和。“比方我就坐在海边，前面的海非常漂亮，阳光灿烂打在海边，非常静谧，然后几只鸟飞过，偶尔一艘船在很远的地方慢慢地漂过，那个空间感立马会觉得很平静。”这些美好瞬间，是她与这个热带海岛的情感连接，自然、松弛、愉悦，她想要留下来。
2017年，徐星河通过校招进入一家国有企业，被分配到斯里兰卡，负责海外承建项目。在众多的海外驻地中，斯里兰卡被公司内部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因为工作业务的关系，黄洁文和徐星河结缘，三年前，两人开始谈恋爱。他们共享过斯里兰卡的很多个黄昏和日落。
2018年，结束赴美中文教师项目后，刘佳娜从美国搬到了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斯里兰卡到中国的航线多，回国的航程也比美国缩短了一半，加上自己喜欢热带岛屿的气候，刘佳娜选择了科伦坡作为定居的城市。在刘佳娜看来，虽然科伦坡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但自己和丈夫的工作稳定，孩子也在国际学校就读，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美丽国家。
黄洁文在斯里兰卡的旅途。受访者供图
危机的信号
转变以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的爆炸案为节点。一个平静的复活节假期，被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炸毁，刘佳娜觉得生活中的安定感也开始逐渐破碎。
这似乎是一个起点，从那之后，一切不稳定的因素都在增加：疫情两年让斯里兰卡的旅游业收入跌至2019年的五分之一不到，随着各国边境陆续开放，斯里兰卡赢来旅游业复苏之时，俄乌冲突又再次加速了斯里兰卡的经济崩溃。斯里兰卡粮食进口40%以上来自乌克兰，能源进口严重依赖俄罗斯、伊朗；观光业中，30%的入境游客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
刘佳娜没有想到，自己所在的印度洋岛国，竟然处于震荡世界的漩涡中心。
大概在两年前，徐星河嗅到了经济危机的信号。
徐星河所在的中资企业，一直密切关注斯里兰卡的主权信用和债务情况。两年前，他们已经意识到斯里兰卡的负债率处于高位。“之前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个印象，就是斯里兰卡的债务一直都是在高位上的，但是没有违约，所有人都觉得它确实很危险，又侥幸地觉得也许还会有援助，或者说新增的贷款。”
在金融行业工作的黄洁文也在去年观察到了经济危机的信号。“如果说我们只看它账目上的钱，那确实去年开始就一直在往下掉。”
黄洁文所在的这家金融企业，反应得早，从去年初开始就对斯里兰卡的业务进行压缩。所有的业务量压缩到了只有40%，不轻易把钱贷出去。
实际上，斯里兰卡眼下的经济危机有着更为久远的背景。
据媒体报道，2009年内战结束以后，斯里兰卡更多地专注于向国内市场提供商品，而不是试图打入国际市场，因此，出口收入仍然很低，而进口支出却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告急。
BBC报道称，斯里兰卡现在每年的进口额比出口额多30亿美元，这就是它外汇几乎要用尽的原因。截至 2019年底，斯里兰卡拥有7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 2020年3月，这一数字已降至19.3亿美元，最近政府表示只剩下5000万美元。
另一项备受争议的政策是2021年4月，当外汇储备出现不足时，斯里兰卡政府试图通过禁止进口化肥来限制化肥使用，并要求农民改用当地高价的有机肥料，这些措施导致农作物和茶叶作物大量减产，斯里兰卡失去了大米自给自足的能力。2021年，斯里兰卡稻米产量下降了约14%，价格飙升了约43%。2022年一季度，斯里兰卡茶叶产量同比下降15%，达到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政府持续借债、拉贾帕克萨总统的减税等措施，都让斯里兰卡的经济雪上加霜。几年来，斯里兰卡政府已经积累了510亿美元的外债。
面对债务危机，斯里兰卡人解释为这是当地家族政治腐败和裙带关系的结果。今年3月起，斯里兰卡各地不断出现针对斯里兰卡政治世家拉贾帕克萨家族的抗议游行活动。游行的人们包含各个年龄段，年轻的大学生和白领居多，有一两次游行，刘佳娜甚至看到了自己16岁的学生也在队伍中。
令她诧异的是，在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影响下，很多中上社会阶层的人也走上了街头。游行民众中，有黄洁文认识的银行工作人员，也有刘佳娜认识的一位斯里兰卡当地的英语老师，“哪怕付出我的生命，我也要为后代们争取正义。”这位英语老师说。
2022年7月10日，徐星河和黄洁文在总统府附近拍到的抗议人群。他们搭着帐篷，聚集在此。受访者供图
混乱与破碎的当下
从6月份开始，汽油和煤气成为了民生关键的问题，全国大范围缺油。加油站外，总是有长达几公里排队加油的车辆，需要排队三四天才能加上2.8升汽油。Phoebe有排队的体验，有时候发现车子长时间不动，“就说明油站已经空了，那开车再去找第二家。”价格方面，比如95号汽油，市场单价是500多斯里兰卡卢比（以下简称卢比），在黑市是3000卢比（约为人民币56.4元）。而在两年前，95号汽油的单价是100多卢比，约人民币五元多。
由于燃油短缺，过去的三四个月里，刘佳娜家的车已经很久没有开动了，为了省油，她和丈夫大多靠步行完成日常工作和生活，步行去银行，步行去超市。以前周末，她习惯驾车带孩子去海边、去公园，现在也不得不取消。
两年来，黄洁文基本都是灵活办公。偶尔需要去办公室的时候，也很难打到车。斯里兰卡打车软件上已经没有人接单，如果运气好能出门拦到的话，以前400卢比可以到公司，现在要花2000卢比，如果路途去远了，可能中途还得重新换一辆，“因为没有那么多油了”。
徐星河所在的中资企业也减少了班车的使用频次，一次安排尽量多的人通勤。由于司机是本地人，承担了加油的压力，经常通宵去排队。
当地时间2022年6月17日，斯里兰卡科伦坡，司机排队等候购买汽油。图/IC photo
出行问题仅仅是受影响的一小部分。数据显示：6月，斯里兰卡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4.6%，为195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前，该国央行行长表示，通胀率可能会上升到70%。4年前初到斯里兰卡时，刘佳娜记得当时的汇率是1块钱人民币能换约25斯里兰卡卢比，而现在，1块钱人民币能换约56斯里兰卡卢比。刘佳娜和丈夫都是国际学校的教师，卢比贬值，无形中，两人的工资缩水了将近三分之二。
徐星河的收入是美金，没有受太大影响，反而随着卢比的贬值，能够兑换到更多的钱来消费。
但这样的情况是少数。黄洁文坦言，她的消费能力回到了几年前。她手上还囤积了一些卢比，并且还有一部分卢比是定期存款，无法兑换成人民币。“虽然在金融业工作，我还是有些后知后觉，错过了换汇时间。”
收入减少了，物价却翻涨了好几倍，支出也随之增加。每周，刘佳娜会去一趟超市购买所需的物资，平时一家四口的支出约为6000到7000卢比，现在却需要花费2万多甚至3万卢比。以前几百卢比能买到的婴儿尿不湿，现在需要花费一千多卢比。和她相识的斯里兰卡人理发师苦闷地对她说，现在他理发一天挣2000卢比（约人民币37元），而每天吃饭却要花掉1500卢比。
今年2月份后，科伦坡开始出现大规模停电，每天停电超过10个小时。刘佳娜所在的公寓使用发电机保障住户的生活，电费从1度电20多卢比涨到1度电160多卢比。
一罐液化气从1400卢比涨到了2500卢比，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人们排起了长队，往往要等一周才能买到。而现在，液化气在黑市的价格已经飙升到2万多卢比。
29岁的珠宝销售付雨，居住在斯里兰卡西南海岸的旅游小镇巴鲁维拉，买不到液化气，付雨购置了电磁炉和配套的厨具做饭。但在小镇上，付雨时常能看到当地人被迫进入林地寻找木柴，垒起砖头，用柴火烧饭，邻居院子里备用烧火的椰子壳也越堆越多。
付雨看到大量依靠旅游业的民众失业，有的人重新耕种土地保证基本生活，有的人则食不果腹，小心地计算着每天食物的用量。“我什么也没做，却一天天地看着自己变穷。”付雨的一位当地朋友对她说。
缺油后的车道变得空荡，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公共交通的班次也大规模取消，每一趟火车都挤满了人。7月5日，付雨去距离巴鲁维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科伦坡办事，好不容易打到出租车，司机说路费需要25000卢比（约人民币500元），因为太过昂贵，她只好去火车站搭乘火车。到了车站才发现，由于夜晚的班次取消，原本工作到夜晚9点的售票员在下午5点就已经下班了。那晚，付雨无奈地坐在火车站外搜附近可住的酒店，她觉得无法想象，在现代社会，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竟然这么艰难。
在过去近三年的时间里，刘佳娜几乎都是线上教学，疫情影响逐渐散去后，学校又因为能源短缺问题而关校。她能感受到学生们的压抑情绪，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无法在课堂上谈论当地的政治，只能安慰这些十五六岁左右的孩子们，“你们这一代经历了爆炸恐怖袭击，疫情，还有现在的危机，挺过了这些考验，你们是很坚韧很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