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丁雄飞
章永乐（章静绘）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2011，2016）《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败》（2017）。今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新著《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823年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后来被命为“门罗主义”的一系列外交主张，经历了怎样的“全球化”变形，对于近现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构成有怎样的影响，《上海书评》就此专访了章永乐。
《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章永乐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出版，406页，58.00元
您说，“‘门罗主义’的话语演变史，就是一部美国在国际秩序层面不断区分敌友的历史”。可以说，“门罗主义”的力量，正在于它的弹性（flexib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适应性（adaptability），它在不同“意义域”中滑行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此疆尔界》的诉求不（仅）是揭露出门罗主义是一套骗人的把戏，而是分析这一叙事的力量所在？您认为是什么让门罗主义成为一种历久弥新的意识形态？
章永乐：是的，如果“门罗主义”只是一套可以被轻易拆穿的谎言，确实不必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讨论。“门罗主义”问世至今已将近两个世纪，它的各种话语变体，在全球各地流传甚广。它的超凡的传播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口号——“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这个口号原来是“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的意思，是美国国内“先来”的新教徒移民用来排斥“后到”的天主教移民（类似于当下特朗普的铁杆粉丝排斥墨西哥移民）的口号，后来变成了“门罗主义”精神的简洁表达公式。这个口号呼应了时代的潮流，把“人”和“空间”关联在了一起，追问群体的空间边界和空间的群体边界。在近代民族国家崛起之前的传统帝国秩序中，往往有模糊的边疆（frontier）而无精确的边界（boundary），帝国内部可以容纳不同的族群，有一些族群甚至跨境流动，在政治上保持多重政治效忠。但随着殖民主义、工业革命、代议制政治、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不同空间层面都出现了清晰界定人群与空间之边界的运动。比如说，近代领土型国家（territorial state）的“主权”观念就包含了对内的支配力和对外的排斥力，它拒绝中世纪封建秩序中的那种重叠的权威，主权者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追求垄断性的权威。“门罗主义”话语出现得比“主权”话语晚得多，它在很大程度上将“主权”话语中体现的对外排斥力运用到了“超国家”的区域层面。它后来的流行，首先是因为它正好和近代界定空间关系的潮流联系在了一起，同时美国恰巧在这一阶段强势崛起，其外交政策话语变成了其他国家熟悉的话语，所以无论用它来和美国交流，还是用它与美国之外的各国相互沟通，都会节省交流的成本。
第五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758-1831）
但是，对于传播力而言，话语形式的稳定性也是很重要的。我这本小书的英文标题叫“Shifting Boundaries”，意即“移动的边界”，强调的就是“门罗主义”覆盖的空间范围的可变性和弹性，这种实质意义上的可变性和弹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门罗主义”话语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稳定性。当美国相较欧洲列强力量尚弱时，就固守“西半球”或“美洲”空间，甚至何谓“西半球”或“美洲”，在历史上都存在灵活解释的空间；一旦美国力量足够大，便采取进攻、扩张的态势，扩大自身的空间支配范围。美国在东亚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1900年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公开建议美国将适用于西半球的“门罗主义”扩用到菲律宾乃至东亚，当时美国国内还在为了“门罗主义”是否能适用于西半球之外而辩论。但不久后，美国执政精英们就确定了新的方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门户开放”和“门罗主义”相似，只不过是在中国防止欧洲列强瓜分领土。1917年威尔逊总统干脆去掉了“西半球”的空间限制，将“门罗主义”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全球。至于“门罗主义”应该何时适用，如何适用，也都是高度选择性的。在十九世纪，美国执政精英曾经强调“门罗主义”是国际法原则，但一旦巩固其在美洲的霸权之后，他们就明确表示，“门罗主义”不是法律原则，也就是说，并不是触动了某个要件，美国政府就必须做出某种回应。即便美国将“门罗主义”写入了一些国际条约，何谓“门罗主义”也是可以根据美国需要进行不同解释的。古人云：“变则通，通则久。”如果“门罗主义”在实质内容上缺乏解释的灵活性，只能被用于极其有限的议题，那么它很可能在一时的流行之后，被其他的外交政策话语符号所取代。而如果话语符号变化太快，就无法形成一个超级政治符号，从而获得非凡的全球传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