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佛家，是中华文化史上三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中国的人文精神，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上。
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
道家老子、庄子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放达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
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
儒释道三教都是生命的学问，相互补充，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慢慢地体悟，使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遇到挫折时能做到淡定从容。三教充满了普遍和谐、圆融无碍的智慧，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与意义。
一、儒家的人文关怀与价值信念
01对周礼的维护
孔子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肯定人的文化创造，尊重历史上积累的文化成果。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周礼的维护。周文化源于宗教并取而代之。周代礼乐教化是中华先民长期伟大创造的结晶。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礼让为国，安定社会，消弭争夺战乱，节制骄奢淫逸，是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前提。
“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这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
孔子重礼、执礼，主张仁礼并重、文质并茂，但主要是想透过礼的形式复兴其所内蕴的文化价值理想。孔子是把周文化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生与文化的根源、理想来信从、坚守、承担、自任的。
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或“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精神，“天下一家”的精神。“礼之用，和为贵”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
02孔子人文观的核心是“仁”
孔子重“礼”，是对春秋时期乃至春秋以前的文化成就的继承。孔子赞扬子夏由“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礼的形式背后的人的真性）。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这正是孔子要批评的。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指出礼乐形式的背后，是生命的感通和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
孝悌是“仁”的初步，“仁”则是把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之心，把父母子女兄弟之亲情往外一层层推广，推己及人，推致邻人、陌生人；“仁”不仅是社会的道德标准与规范，更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道德理性、道德命令、道德是非判断、道德情感，并有力量转化为道德实践和道德行为。
孔子突出了道德的主体性、自律性原则（“为仁由己”与“克己”），道德的普遍性原则（“爱人”“复礼”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道德的实践性原则（“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孔子是世界上最早认识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由的文化伟人之一。
03孔子仁道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什么是“仁”呢？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人们都可以从当下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做，这是实践仁道的方法。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君子终身奉行的“恕道”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绝不强加给别人。这不是指物质层面的东西，而是指人格尊严。例如我们不希望别人羞辱自己，那我们也绝不要羞辱别人。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自己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就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人与人之关系方面的仁道。推而广之，这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之普遍和谐之道。
仁道的价值理想，尤其体现于人在道义与利欲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不贬低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和食色*的满足，只是要求取之有道，节之以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并不接受。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为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孔子提出的道义原则，仁爱忠恕原则，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想，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据。这些价值理想通过他自己践仁的生命与生活显示了出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
他终身所忧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他的快乐，是精神的快感、愉悦。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04孟子的任道精神
孟子提倡宏大刚毅、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崇尚死而后已、无所畏惧的任道精神。在生死与道德发生冲突时，“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种冲突，实质上是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德性尊严之间的冲突。
孟子所倡导的道德选择，表现了超乎自然生命之上的善的价值之极致，表现了人为人格尊严而牺牲的殉道精神。孟子笔下“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的行为标准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任道精神和崇高人格激励了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