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7
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恶化
美国需求侧大幅增长而供给侧方面没有显著增长的第二个后果是，随着美国大量进口外国商品以缓解供给不足，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如图8所示，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从2019年第四季度的2.5%升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4.8%，这已开始接近国际金融危机前出现的创纪录水平6.0%。
图8
社会与政治后果：美国实际工资下降令穷人变得更穷，致拜登支持率*
美国物价快速上涨的后果是，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开始迅速下降——截至2022年3月，美国实际工资下降2.7%。但与打工者实际工资下降相反，由于资产价格上涨，美国最富有的人却迎来了财富快速增长。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正如一项有关美国亿万富翁的研究指出：“美国税收公平研究所（ATF）和美国政策研究所（IPS）分析了《福布斯》的数据后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亿万富豪们的财富总额增加了2.1万亿美元，增幅达到70%——从2020年3月18日新冠疫情爆发时的不足3万亿美元飙升到2021年10月15日的逾5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大量本属于工人阶级的资源正被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
“据美联储估计，745位亿万富翁目前拥有的5万亿美元财富，比美国收入垫底的50%家庭所拥有的3万亿美元财富多三分之二。
与这些亿万富翁财富大幅增长相比，新冠疫情给劳动人民带来毁灭性影响：近89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逾4490万人感染新冠，逾72.4万人死于新冠。”
随着通胀飙升，实际工资*，社会不平等迅速加剧，拜登政府的支持率*也就不足为奇了。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从就职时的53%降至2022年5月的41%。路透社/益普索24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降至36%，反对率则升至59%。毫无疑问，经济问题是导致选民对拜登日益不满的原因。民调显示，美国人压倒性地认为经济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68%的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只有37%的人认为新冠疫情才是最重要的问题。鉴于选民对拜登政府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美国大多数评论员认为，民主党将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去对国会的控制。
美国GDP构成发生变化，令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源/资金流入
最后，为便于大家对此有最直观的认识，表1为大家呈现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构成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
1，消费占美国经济比重有所上升。居民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1.0%，总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0.9%；
2，产品积压占美国GDP比重增长0.8%；
3，剔除折旧因素后的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0.2%；
4，消费占美国经济比重有所上升的同时，美国贸易逆差也在显著恶化——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扩大2.4%；
因此，总的来说，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而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其带来的结构性影响是：
• 如不断恶化的贸易赤字所示，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源/资金流入；
• 这些额外的外国融资主要用于增加消费，而不是投资——按美元计价的美国净固定投资几乎没有增长，占GDP比重反而略微下降。
因此，很明显，特朗普/拜登的消费刺激计划具有如下特点：
表1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总体影响：破坏世界经济稳定
上述分析证明，美国 “全球经济形势迅速恶化起因于乌克兰战争”的说法完全不实——通胀急剧上升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开始了，而这场战争只是让这一过程变得更糟而已。美国通胀率急剧上升是可预见的，这应完全归咎于美国推出的庞大消费刺激计划。正如《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指出：“这不是普京的错。物价上涨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开始了……通胀是华盛顿自己造成的。”
因此，美国的这些刺激计划产生了负面经济后果。他们增加了美国最富有的人的财富，但却破坏了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导致美国民众收入下降，拉低了拜登政府的政治支持度。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已很难想象美国政府会推出什么更糟糕的经济政策。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破坏性政策出台的？
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
显然，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应是由深层次的社会力量推动而成的——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但是，这些政策也反映西方经济学存在概念混淆和理论错误。而这些错误为这些破坏性的政策提供了土壤。部分中国媒体迷信西方经济学，甚至对这些错误的理论也照单全收，长此以往，将会有更多的人接受并相信这些错误的理论，且这些人将来可能会重走美国老路，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下面将首先厘清一些流行/庸俗的西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
西方经济学对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存在误读
一旦厘清现在颇为流行的“西方”（更确切地说是“边缘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错误认识，那么就会明白为何特朗普和拜登经济刺激计划会出现重大失误的深层次原因了。这就像一条线串起诸多西方经济材料，引发观念混乱，并被用来掩盖经济现实。遗憾的是，中国媒体有时也同样存在一些错误的理论认识。
最大的一个认知错误就是误读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正如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一样，绝大多数都着眼于消费。错误在于认为消费是GDP增长投入。例如，约翰•帕波拉（John Papola）就针对这种谬论正确地指出：“西方经济思想中最具破坏性的谬论遭受系统性失败，在于未能区分消费价值和生产价值。”
最容易引起混淆的说法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国际清算银行（BIS）为例，其在一篇报告中声称：“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消费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同样，国际清算银行的另一篇报告声称：“消费为最近的增长做出了主要贡献……个人消费支出预计将贡献GDP增长的三分之二……个人服务支出预计将贡献GDP增长的36.9%。”欧洲央行则声称：“2013-2018年，消费平均每季度拉动GDP增长0.2个百分点。”
消费不是生产投入
一旦了解消费的定义，那么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顾名思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如果任何东西是生产投入，即是对生产的一种贡献，那么从定义上说，它就不是消费。但任何不是生产投入的东西都不能对生产增长做出任何贡献，因此也不能拉动GDP增长。无论何时何地，消费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
比如，要纠正国际清算银行的错误，就应确切地说成“三分之二的经济/GDP增长用于消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三分之二——顾名思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它对GDP增长完全没有贡献，只是意味着GDP增长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
用经济学专业术语说，消费不是生产函数投入。这在“西方”（更确切地说是“边缘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都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生产投入是活劳动（“可变资本”）和其他生产者的产出（“不变资本”）。在西方经济学中，对生产函数投入进行了各种分析。最著名的是索洛所创建的“增长核算法”——他将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要素。其他西方经济学生产函数包括中间产品，当然有些增长核算法还有更详细的框架，包括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创建的KLEMS（资本、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和服务）核算体系。但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没有将消费纳入生产函数——这是必然的，因为消费不是生产投入！
更简单地说，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但根据定义，它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如果某种东西是经济供给侧投入，那么根据定义，它不是消费。因此，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
误读消费的作用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一旦消费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在定义上总是精确为零，进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也精确为零，那么就会了解为何拜登/特朗普的刺激计划会产生如此负面的后果。由于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而不是供给侧的一部分，因此，消费大幅提振会带来需求增加，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供给增加。
在某些情况下，需求增加有可能间接带动生产增长，因为经济的供给侧可能会增加产能以满足增长的需求。但这种影响只是间接的，因为根据定义，消费本身对供给方面的增长没有任何贡献。这种间接效应就是为什么经济的需求侧的消费增长有时会伴随着GDP增长——这强化了消费可对生产增长做出贡献的错误观念。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消费增长本身并不直接导致生产增长，因为消费并非生产投入。
一旦弄清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那么就会明白美国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的原因了。
• 首先，正如上文所示，2019年底，即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增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高于其长期年均增速。诚然，由于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确实暂时产生了闲置产能，但随着经济复苏，闲置产能很快就恢复了利用。2020年1月疫情爆发前，美国产能利用率为76.1%；随后随着疫情传播而有所下降，但到2021年7月恢复至76.2%；2022年4月，产能利用率升至79.0%——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 其次，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本身就是在制造通胀。
• 第三，不管是由于疫情的性质、消费刺激还是其他一些因素，美国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中快速复苏。为便于大家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在此做一下比较：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花了12个季度才让其GDP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但在新冠引发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仅花了6个季度，即到2021年第二季度，就让其GDP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见图9）。
因此，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美国GDP高于衰退前水平3.1%，但正如上文所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的净固定投资在整个时期内并未显著增长。因此，至少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在投资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增速仍高于2019年第四季度水平。正如2019年第四季度一样，美国经济年增长率已经超过其长期年均增速。美国GDP增速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但经济供给侧的固定投资没有增长，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通胀压力。简言之，早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美国通胀就开始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经济趋势和实施的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的特点——在不增加供给（投资）的情况下增加需求（消费），这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图9
误读消费的作用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速
当然，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导致全球短期经济陷入惊人的动荡，但这只是反映误读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会造成损失的一个明显例子，而且这样的谬论也会影响长期增长率。事实上，厘清这样的错误理论认识有助于验证结论，从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到美国着眼于消费的经济刺激计划会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原因。
根据这一基本的经济理论可以预测的是：由于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占经济比重越大，经济增长就越慢。同样，由于根据定义，投资是生产投入，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投资占经济比重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快。正如下文所示，美国经济数据将充分印证这一可以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结论。
正确认识消费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一旦厘清消费理论认识，那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些显而易见且经得起事实检验的预测将表明，现在颇为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关于消费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这直接解释了特朗普/拜登刺激计划遭受失败的原因，也对中国起到警示作用。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根据经济理论得出的这些结论是：
1、消费对GDP增长完全没有贡献，其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就越慢；
2，由于GDP增长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实际增速就越慢；
3，因此，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并不一定能快速增长，所以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如果目标是消费快速增长，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除非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应是拥有较低的消费占GDP比重，因为消费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将越慢。
下文对美国经济的分析，将充分印证这些这些理论预测。
解释清楚这些理论观点后，现在就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短期趋势和中长期趋势进行实证分析，以便于大家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拜登刺激计划的后果。
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不高，令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上文分析了新冠疫情经济刺激计划给美国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变化，但是除了这些这些负面的短期影响外，这对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或者这将给美国中长期经济期长带来何种变化？
为便于回答上述问题，表2将呈现以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美元计价的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的正相关性比较。一旦得出实际结果，就会明白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在1年到10年各个阶段的相关性。
表2的第一个特点显而易见，从短期来看，除反映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且不是长期增长要素的库存积累外，没有哪种GDP构成要素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就一两年而言，除库存外，GDP构成要素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相关性最强的是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但其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仅分别为0.22和0.25，两者都不能视为密切相关。因此，这表明，在短期内，任一GDP构成要素都不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下文分析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的负相关性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但是，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情况则大相径庭。就10年而言，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为0.66。也就是说，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美国GDP增速就越快。净储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以及总储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很高，分别为0.56和0.52。有必要指出的是，储蓄=企业储蓄 家庭储蓄 政府储蓄。总的来说，虽然没有哪种GDP构成要素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短期相关性，但存在很强的长期相关性，尤其是与净固定投资之间。
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纠结为什么净固定投资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这种密切的长期正相关性的原因——尽管一个明显的解释是高水平固定投资是美国资本存量增加的积极累积效应，甚至更没有必要纠结高水平净固定投资和高水平GDP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是否有第三个过程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鉴于这种高度相关性，如果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不高，美国GDP就无法实现高水平的增长。换言之，从长期来看，如果美国经济要更快地增长，那么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就必须有所增加。
因此，这为评估特朗普/拜登刺激计划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如前所述，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计划未能提高美国净固定投资——相反，在这些刺激计划实施期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略有下降。鉴于美国GDP增长与净固定投资之间的相关性最为密切，因此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计划将无法提高美国长期经济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