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宋楚泓之战爆发的前因后果（一）
结论：宋襄公“合诸侯”的举动与春秋中后期宋国所主导的两次“弭兵会盟”是一脉相承的，是宋国对于国际事务的积极态度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宋国这种国民性格的形成，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制约。
从地缘政治角度上讲，周公为了防止商人后裔造反，将他们封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这就使得他们面临来自于楚国的威胁时，必须要依靠中原联盟作为后盾才能维持国家的安全。当中原各国都无法肩负起统领诸侯的重任时，宋国人就只能积极奔走，试图重建齐桓公所创立的霸业秩序。
而当这种愿望落空的时候，以宋国的地势和国力都无法阻挡楚国的进攻，就算是在一两次的战争中侥幸打败了楚国，最后也难免会招来灭国的命运。因此，泓水之战的失败，从短期来看，是消减了宋国的国力，但从长期来看，却是保存了宋国国祚。从这个角度上分析，宋襄公不听从旁人的建议反而是正确的选择。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宋楚泓之战爆发的前因后果@AalizzWell逸川
历史上对于宋襄公的评价一般有两个极端：在儒家统治天下的时代里，宋襄公的仁义之名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尤其是他提出的几条作战原则长期被一些理想主义者视为金科玉律，更加深化了人们对于有着君子之风的美好时代的想象，因此很多人都情愿把这个并没有建立什么功业的失败者列入“春秋五霸”的行列中去。
而在美好事物的对立面，总有人能看到史料中提到的那些阴暗面，因而认定了宋襄公哪里是什么仁义，他那根本就是蠢嘛！在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中，拳头才是硬道理，你一个二流诸侯国没事凑热闹，那不是自讨没趣嘛！
但我要说了，人们对于宋襄公的评价，无论是说他仁义还是说他愚蠢，实际上都被《左传》的叙述给限制住了思维。也就是说，宋襄公一系列决策的对错与否，是有一个参照系的，这个参照系就是他的哥哥子鱼（目夷）的评价。人们不加甄别地就认为子鱼的观点更加切合当时的实际，如果宋襄公能够听取这些中肯的建议，最终的结果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可问题是，所有未经验证的观点都只是假设，对待子鱼的建议，我们同样要持有审慎的态度。因此，对于宋襄公的决策是否真的不靠谱，我们还必须回到历史现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宋国人的国民性格是怎么形成的？从宏观上来看，如果要问，放眼整个春秋时代，最热衷于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是哪个？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就是宋国。春秋初年，霸业版图未定的时候，四方大国晋、楚、齐、秦为了争夺霸权打得不可开交，被围在中间的中原大国都只有看戏的份儿，没有上场的胆儿，可唯独宋国是个例外，这我们就不提了。
到了春秋中后期，晋楚两大强国互掐了多半个世纪，到最后谁也掐不动了，就想要弭兵议和，这个时候谁出头最为积极？还是宋国。宋国大夫华元、向戌为了国际和会四处奔走，先后促成了两次弭兵会盟，为国际和平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反观郑国、鲁国那些大夫，却只会在一旁说风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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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的这种国家性格，说好听点是有道义感，铁肩担道义，敢为天下先，说不好听点就是带轴犯二，还爱管闲事。对于这一点，楚国人就有一个很贴切的评价，说“郑昭宋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郑国人的外交策略比较灵活，看到楚国人强盛了，他们就跟楚国，看到晋国人强盛了，他们就跟晋国。他们一般不会认死理，也没有什么责任感，反正只要保证了我的安全，你国际政治风向怎么转变我也管不着。
而宋国人就不同了，宋国人特别喜欢认死理，齐国强盛了，我可以跟齐国，晋国强盛了，我可以跟晋国；但如果你楚国也想来插一杠子——对不起，咱们关系没那么好——他就死活不从，这种坚持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非要等楚国人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实在没办法了才认怂，你别以为只有宋襄公才会这样。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很喜欢拿宋国人开地图炮，在那些广为流传的寓言故事中，比如野人献曝，比如智子疑邻，比如揠苗助长……宋国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呆萌蠢，还特别自以为是。造成宋国这种国民性格的因素有很多，我们不可能都列举出来，这里捡重点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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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是文化传统。宋国人在周朝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殷商后裔，在周王朝兴起的过程中先后被灭了两次国。一次是武王克商，商纣王被周武王革了命，其子武庚受封成了周朝的一个普通诸侯。后来武庚联合三监叛乱，又被周公革了命，这才把纣王的兄长微子封到商丘接续商朝祭祀，建立了宋国。
这两次的革命可以说是把这些商朝后裔打得心服口服，还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个特殊的观念：“天命不再受”。就是说，上天已经把自己的天命夺了给了周人，就不可能再次授予自己，所以就顺应天命，老老实实地接受周朝统治就好了。
与此同时，周王朝对他们还特别客气，把他们封为“三恪”之一，在爵位上算是公爵，比其他的那些侯爵、伯爵的诸侯地位都要高。这种特殊的地位就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怀，就是说，我们尽管现在已经失去天命了，可毕竟也有过辉煌的过去，也曾治理过天下，而且现在还是诸侯中的老大哥，因此就有义务帮助周人治理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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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笃信天命，另一方面呢又有着特殊的责任感，这就让宋国人对周王室的统治拥护得特别起劲。因此说，如果要在春秋时期选择保存周礼最为完善的国家，能够跟鲁国媲美的也就只有宋国了。你还别忘了，到春秋末年以复兴周礼为己任的孔老夫子，他的祖上可是宋国人。
地缘政治因素对于宋国人国家性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第二方面的因素，我们要从地缘政治上看。宋国的核心区域在商丘，地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交界地带，向东可以连接齐、鲁，向西可以抵达周、郑，向北又可直通晋、卫，向南则是隔着陈、蔡与楚国相望，可以说是整个中原版图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春秋时期，晋楚两国围绕郑国的归属来回拉锯，大体上都不会影响霸业的归属，可一旦宋国的归属出现了变化，这对于中原政治版图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是革命性的。晋楚邲之战后，因晋国无法提供保护导致宋国沦陷，楚国大军一路北上横扫中原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大争之世的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互相侵夺已成常态，以往的一些传统国家都被相继吞并。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你要把郑国、鲁国灭掉不会引起国际政治的地震，可要有谁敢把宋国灭了，那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齐国人就是吃了这个亏。从这里面也就可以看出，宋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为什么会造就宋国的特殊性格呢？这我们就要对当时的国际环境进行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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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愿意把中原的争霸战争理解成一场竞技比赛，有实力角逐霸主地位的国家，如晋、楚、齐、秦就是最有竞争力的选手，谁的拳头硬，谁自然就应该当霸主。但实际上，如果要站在中原诸侯的立场上看，他们争夺霸主实际上是有目的的，那就是抵御楚国的入侵。晋楚争霸战争的实质，实际上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渗透与反渗透的战争。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格局，是因为在西周的政治环境下，中原诸侯因为处于周王室控制范围之内，被天子压榨得最狠，早年都得不到发展。只有当平王东迁、天子权威丧失之后，他们才渐渐发展了起来。而楚国则不受此限制，早在西周末年，他们就已经开始扩张疆土了，当中原诸侯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发展起来的时候，楚国早就已经成长成了一个超级巨无霸，那个体量是中原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特别要强调的是，楚国文化特性与中原迥异，且自西周开始就与王室对抗，其进取中原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要取代周朝，而不是要玩什么霸主的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侯单打独斗肯定是谁也打不过楚国的，到最后都免不了会被楚国吞并，成为他们王族治下的一个县。为了抵抗这股潮流，避免成为楚国战车下的牺牲品，他们就只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也是齐桓公得以称霸的外部条件。
也就是说，中原霸主所统领的这个联盟，实际上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假想敌，那就是楚国。这个联盟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或者说是霸主的职责，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维持中原地区的太平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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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国来说也是一样，这个诸侯联盟就是他最大的依靠，霸主就是他们最大的保护伞，一旦这个保护伞倒了，他们即刻就会感受到来自楚国的威胁。
因为对于楚国来说，宋国的地理位置实在太优越了，一旦掌握了宋国，就可以掐断中原各国物资交流、文化交往的交通线，瘫痪各国的经济命脉。一旦宋国沦陷，其余各国就可以不攻自破，剩下的晋、齐、秦也就不再是威胁，楚国统一中原、取代王室的梦想就会更近一步。
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时刻被楚国这样一个巨无霸惦记的感觉，恐怕不会太好受。正因为如此，宋国人才特别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让他们可以背靠中原霸主的大树有恃无恐，不必整日里担心那个被称为“蛮夷”的楚国会把自己怎么样，这也是为什么宋国会对国际事务特别上心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