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旭
王实甫《西厢记》的语言艺术，受到历代文人的交口称赞。元末明初的贾仲明《凌波仙》词说他“作词章，风韵美”，“《西厢记》天下夺魁。”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碗，深得*人之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借宝玉、黛玉之口，称《西厢记》是“真正的好文章”，“词句警人，余香满口”(第23回)。这些评论，都着重指出了这部杰作的语言艺术的成就。
《西厢记》文辞华美清丽，诗意浓郁，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写张生在老夫人的逼迫下，进京赶考，莺莺等人在十里长亭饯行送别。此折也称《哭宴》，由莺莺主唱，抒发她别离的痛苦心情和怨恨情绪，足以代表《西厢记》的语言风格和语言艺术成就。
王实甫善于用诗的语言，描摹环境，渲染气氛，充满诗情画意。开头三支脍炙人口的曲子，很有宋词和元人小令的韵味。【正宫·端正好】先用一系列带有季节特征的景物，点染出一幅萧索悲凉的深秋季节的图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意境悲凉又不失优美，衬托出莺莺的离愁别绪。“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因景生情，把经霜的红叶联想为离人的血泪染成，这种移情及物的手法比一般的情景交融更深入一层。此折曲词随处都有秋景的点染，包括(收尾)的“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碧天、黄花、西风、北雁、衰柳、疏林、斜晖等等环境气氛，十分切合剧中的情景和人物哀怨欲绝的心情，【滚绣球】一曲由情及景，想象着用柳丝系住张生的马，让深秋的疏林挂住落日，表达不忍离别的缠绵情意，巧思妙想，抒情意味浓烈。人们赞誉《西厢记》是十部大型诗剧，王实甫是一位元曲中的抒情圣手，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把古典诗词中有生命力的词句和当时城市平民的生动活泼的口语熔为一炉，把两者镕铸、提炼成自然而华美的曲词，“文而不文，俗而不俗”(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这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又一特点。像“碧云天，黄花地”、“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等写景抒情句子，都是把前人诗词作品中的词句略加点化的。同时，作者还吸收当时的口语成分，把日常口语提炼成富有诗意的文学语言。如[收尾]中“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极言离愁烦恼填满心胸，化用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句意，但又用了口语“量这些大小车儿”(意即“估量这么小的车子”)既保持了古典诗词中用语的精炼优美，又克服了这些用语缺乏口语生动性的缺点。
《西厢记》的人物语言是高度个性化的。张生、莺莺、红娘的唱词，能体现出各人的个性，人物的宾白也各有其声口，符合每人的身份、思想和个性特征。如张生的唱词爽朗、热烈、诚挚，喜“掉书袋”，这与他作为一个“志诚种”的书生气、迂酸气相一致；红娘的唱词则泼辣、俏皮、犀利爽直，多用都市平民口语，符合她的婢女身份和勇敢、聪慧、机智的性格。本折由莺莺主唱，曲词深沉、蕴藉、优雅，符合封建时代相国门第千金小姐的身份。尽管全剧的曲词因符合人物的个性而有所不同，但华美中有本色，细腻中有粗豪，整个剧本的语言风格还是统一的。
《西厢记》以描摹人物复杂的情绪感受和内心细微活动，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而著称，还在于运用传统诗词的语言技巧。作者善于一点一滴地剖析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盘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能使人们看到人物行动的内心根据，心理描写既细微深入，又生动形象，读来一点不枯燥，其原因就在于能化抽象为形象，把不可捉摸的内心细微活动用形象的事物加以比拟、反衬、渲染，烘托。如本折，写莺莺对张生那种依依惜别的深情，用“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情长犹如柳丝，但总系不住张生西去的马；深秋傍晚，渲染出愁思百结，恨不得请疏林挂住斜阳，幻想着再相叙片刻，这就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活动形象化了。这类举不胜举的例子，正是运用了传统诗词的语言技巧。
《西厢记》的语言还具有“写意”的特点。作者擅长创造一种意境，一种境界，因而许多曲词不重写实，重在“写意”。如第二本第三折莺莺烧香拜月，张生出来偷听，他的唱词是：“我忽听一声猛惊。元来是扑刺刺宿鸟飞腾，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作者写莺莺的美丽，却创造了一个活的境界。没有一句正面实写莺莺美貌，而实际上句句是写莺莺之美。因为貌美，惊飞了宿鸟，花羞其容而纷纷落地。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同工之妙。《长亭送别》所创造的意境，也用了这种“写意”的语言艺术。
从修辞的角度看，王实甫很注意曲词的锤炼，常用夸张、比喻、排比、叠词叠句等修辞手法。《西厢记》的语言多夸张，这种夸张是为了表现某种诙谐的嘲讽意味、喜剧性或人物婉曲的心理活动，往往妙趣横生，没有粗俗，恶滥之感。如写张生思念莺莺，“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槌床”。本折，【滚绣球】一曲，莺莺诉说别离的痛苦，“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极言消瘦之速。【朝天子】曲中“眼面前茶饭怕不待要吃，恨塞满愁肠胃”，极言离人伤感无心茶饭。这些夸张，把无形的离愁与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既合乎情理，又使曲词更为生动活泼。作者还善于形容取譬，所用的喻体都是常见的事物，又往往与夸张连用，形象鲜明。如本折【快活三】曲词“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写莺莺食不甘味，酒食的滋味不如泥土。又如【朝天子】的“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把酒比作淡水、相思泪，既是比喻，又含有夸张和想象。夸张和比喻这两种修辞方法合用，使《西厢记》的语言独具风采。此外，作者为了增强抒情效果，运用排比、对偶、叠词、叠字等修辞方法。如本折，【叨叨令】连用五个结构相同的排句，并把生活中习见的生动口语，花儿、靥儿、被儿、枕儿、衫儿、袖儿、书儿、信儿，加以排比铺陈；熬熬煎煎、娇娇滴滴、昏昏沉沉、重重叠叠、凄凄惶惶等等，加以精心重叠，一气贯注，流转如珠，倾泻出莺莺缠绵复杂的心情。这一切，都说明王实甫驾驭语言的能力。
总之，王实甫《西厢记》重于抒情，重于环境气氛和人物心理的描摹。因而语言清丽、华美，富于文采，既宜于舞台表演，又宜于案头欣赏，被后人称为“案头剧”；在元代杂剧作家中，王实甫剧作的语言风格与关汉卿那种如同生活一样自然、质朴而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不同。王实甫是元杂剧文采派的代表，关汉卿是本色派的代表。这两派对元代杂剧的繁荣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元杂剧作家如白朴(《墙头马上》)、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离魂》)等人的风格与王实甫相近，而杨显之（《潇湘夜雨》)、康进之(《李逵负荆》)、纪君祥(《赵氏孤儿》)等人的风格与关汉卿相近。后人所说的“非关则王”，是说元代杂剧作家有的学王实甫，有的学关汉卿，正是从语言风格的角度把元代杂剧分为两大派的。
文/肖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