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从本质上来说，它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套礼仪、伦理规范，而“礼教”的演变和形成，却有着异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套学说，正是汉武帝所急需的一套伦理治国规范。
从历史上来看，汉武帝称得上雄才大略，在他执政期间，开疆拓土，武功赫赫，与秦始皇并称为秦皇汉武，但此时封建王朝统治基础仍然处在完善当中。
在汉武帝之前，汉朝推行的黄老之治，这套学说让久经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出现了封建王朝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但是到了武帝时，他却需要一套行之有效、能够为世人接受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汉王朝的中央集权。董仲舒此时提出的“独尊儒术”，正中汉武帝下怀。
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之所以在汉武帝之前从来没有得到过重视，是因为它缺乏现实基础，缺乏可行性。董仲舒是个聪明人，他所要“尊”的儒术，既承自春秋儒家，又创造性地吸取法家、道家以及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可谓与时俱进。
这套学说与现实接轨之后，在汉武帝的大力推广下，封建王朝拉开了外儒内法的大幕，它神化了君权父权、维护了封建秩序，切合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需求，它所提倡伦理纲常成为两千年来的文化正统和思想主流。
在汉武帝时代，这套与时俱进的学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进步思想，但是，它在为封建统治阶级背书的同时，它所提倡的许多内容也带来了极其负面的效果，例如大力提倡的“孝“治。
以“孝“治国的理念，在历朝历代都得到推许，它是封建统治中君臣父子等级观念的体现，究其根本，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当”孝“成为一种行为观念时，在民间就产生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愚孝”。
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晋代的郭巨，非常孝顺。父亲去世后，他独自奉养母亲。后来家道中落，变得非常贫困。他的儿子才三岁，母亲经常少吃几口，省下食物给孙子吃。
看到母亲这样疼爱孙子，郭巨却感到不安，他和妻子商量：儿子可以再有，母亲却只有一个，不如把儿子埋了，节省口粮供养母亲。于是郭巨挖了个坑准备埋掉儿子，却在地下挖出了一坛子黄金，上写”天赐孝子郭世“的字样。
故事中郭巨的“埋儿奉母”的行为感动了天地，所以赐他黄金。郭巨从此又过上了好日子，不仅能够孝养母亲，还把儿子也养大了，他孝顺的美名为天下人所称颂。
但是这个故事读完之后，却让人毛骨悚然。为了母亲埋掉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人哪作得出这样残忍的决定？更可怕的是，他的妻子、母亲都没有反对！而天下的人，也对这种行为表示赞许。
这个故事是劝人“行孝”，宣扬的是孝子必有好报，但是，如果郭巨挖不出金子咋办？那么三岁的儿子是不是就要被埋掉？再进一步推理，如果埋掉了儿子，还是养不起母亲，是不是要把妻子也埋掉？
这样残忍的故事却因为披上了“孝”的外衣，居然成为美德故事，并且在民间广泛流传，在“二十四孝”中，除了埋儿奉母之外，还有卧冰求鲤、 恣蚊饱血这样的故事！可见”礼教“在当中人们心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封建王朝统治下对人性的扭曲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令人发指！
那么，焦仲卿对于母亲的屈服和顺从，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焦母身上挖掘出更多的细节。焦仲卿丧父，是母亲把它抚养长大，不仅助长的封建家长的权威，更让焦母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恋子情节，导致她做出如此违背人伦的决定。
官与吏：人生无法跨越的鸿沟
在《孔雀东南飞》中，焦母为何执意要把刘兰芝扫地出门呢？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从诗中对刘兰芝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女子，纺织、女红、音乐、诗书都非常出色，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
即便是这样一个聪明贤惠的女子，在焦母眼里，却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儿子。那么，焦母眼中的儿子，到底有多优秀呢？在诗中，焦仲卿的身份，是庐江府小吏。
我们经常把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称为“官吏”，但实际上，官和吏在政治架构中的地位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从出身和社会地位来看，官是由朝廷统一任命的，是有编制的“命官”，是封建王朝有编制的“国家干部”享受百姓供养，国家发放俸禄。
“吏”员是官员自行招聘的工作人员，是为官员驱使和服务的，他们没有正式编制，靠“依附”官员获取报酬。焦仲卿就是服务于庐江府的吏员。
而从个人前途上来看，官员有正常的升迁渠道和晋升通道，只要在任上没有出什么大娄子，没有得罪高官大员，通常三年一考察，就能够得到晋升。
小吏就悲惨多了，是没有任何晋升渠道的，一旦为吏，终生再也没有当官的可能。再能干也是吏，只能靠给官员服务维持自己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