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层固化的封建时代，官和吏之间始终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如果再说苛刻一点，官府中的吏和捕快、更夫、狱卒等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官府中的“雇佣人员”“编外员工”，只是看起来比这些靠“体力”吃饭的要光彩一点而已。
吏的出现，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传承和现实因素。当周立国之后，直到秦早期，实行的都是“世官制”。这种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世袭”，血统决定一切，爵位、官职、封国都可以世袭。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卿、士大夫，都是能够世袭的。在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无法形成有效中央集权的先秦时期，这种分封的方式切合了当时的实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了战国晚期之后，这种制度的弊病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既然下层的百姓再努力也无法打破阶层壁垒，那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去作战、耕种呢？于是借“商鞅变法”，秦国开始引入军功爵位制度，让普通士兵通过努力可以变成拥有土地和财富的地主，极大调动了士兵的作战积极性。
秦国能够灭六国、一统天下，这套制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能够让“草根”看到上升的希望，故秦之强，不在于兵器有多么先进、训练有多么残酷，而在于它点燃了人的*。但是这样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战争时期可以通过获得军功提升地位，和平年代怎么办？
汉朝用试图用“察举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察举制度，就是由地方的长官通过考察、建议，把自己辖区内的优秀人才推荐到上级和中央，经考核之后授予官职。
察举制汉始于汉高祖十一年，以刘邦颁布《求贤诏》为开端，到了汉文帝时期，明确规定了察举科目以及应试方式，而它的正式确立却立和成熟却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
在董仲舒提出以儒治国之后，以儒术取士也成为察举制的核心，举茂才、孝廉、贤良方正，对考察对象的年龄、学问、品德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察举制确实给了普通人晋身的机会，但它并没有解决公平问题。地方长官在考察人才时，根本无法避免个人好恶、亲疏远近。到了三国两晋时期所采取的九品中正制，依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官官相护、唯亲是举、沽名钓誉、世袭为官成为普遍现象。
直到隋朝正式实施科举制度之后，才真正为寒门士子打通了一道向上攀登的小道。 尽管这条路很难走，但依然有无数平民百姓的孩子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阶层的跃升，他们其中的优秀分子，在华夏文明史上绽放出了耀眼的光彩！
这些制度解决了官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吏”的问题。官员要对一郡一府实现有效治理，光靠几个“官”是杯水车薪，就算他们长出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于是就出现了“吏”这个特殊的群体。
“吏”通常由政府招聘，成为吃“公家饭”的编外人员。吏是没有俸禄的，他们的报酬由长官自行解决。这些基本上没有任何升迁希望的小吏，他们工作的动力从哪里来？无非一个利字！
小吏虽然没有官身，却代表官府对基层百姓实施治理，他们缉捕盗贼、收取赋税、治安行刑，直至包揽诉讼、鱼肉百姓，成为地方上的一害。
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没有升官的可能性，那我为什么不多捞点钱呢？
不要小看一个吏的能量，对百姓来说，吏就是官，在巧妙的操作下，他们也拥有了对百姓的生*予夺权力！能够担任吏员的，要么是当地大族的子弟，要么是地方上的豪强，要么是走了门路有点关系的人家。
更要命的是，官员是三年期满升迁或者调动，是要走人的。吏却是本乡本土，他们往往会架空官员、欺上瞒下、横征暴敛、上下其手！而官员却离不开这些能够帮他做事的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在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中，正是数以万计的小吏，撑起了基层政治的“重任”。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把小吏为害百姓的恶行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吏员的名声并不好。
所以，那焦仲卿虽然在刻度，只是个小吏而已，可他的母亲仍然觉得刘兰芝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可悲！可叹！可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