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彦祖
陈延年，1898年生，安徽怀宁人，是陈独秀的长子、中共早期*之一，1927年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清党”行动中被捕牺牲。当他被捕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特意致函负责此事的上海警备司令、中央清党委员杨虎（字啸天）表示祝贺，信中那句“先生真天人”的著名吹捧，也因报章披露而轰传一时。
一般认为，陈延年于是年6月26日被捕，7月4日遇害。关于他被*的原因，则有两种明显矛盾的叙述：一说为叛徒指认所致；另一说则是他身份一时并未暴露，陈独秀的挚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负责人汪孟邹得悉此事，遂向同乡老友胡适求援，胡适转托吴稚晖，不料所托非人，吴反向杨虎告发，致陈惨死。两说孰是孰非，长期未得定谳，遂一同流布世间。也有网站专页在叙述此事时，干脆说吴氏告密于先，叛徒指认于后，来了个二合一。
实际上，证诸现有公开资料和一手历史档案，陈延年之死的真实经过已可得到极为确凿的还原，而胡适、吴稚晖在此案中的作用，也与传闻所述颇有距离。让我们从“去伪”和“探原”两方面逐渐走向事件的真相。
去伪：对现有公开资料的细读与梳理
1980年前后，由于有关部门征集陈延年事迹，一系列知情人士的回忆材料相继出现。其中最为著名也最常被征引的，当为郑超麟所写的《陈延年烈士死难前后》（《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三辑）和胡允恭的《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红旗飘飘》1981年第二十三集）。两人对陈延年被捕*的解释，恰好分别代表了上述两种说法。
胡允恭（1900–1991），安徽寿县人，早年受恽代英、高语罕等人影响投身革命，后进入黄埔军校，作为政治指导员参与过北伐。据他所说，对于陈延年的死，他并非直接知情，而是事后听高语罕的爱人王丽立转述：
据王丽立说：陈延年同志于一九二七年春调任上海地下党市委*，同年夏初的一天被捕。但他的身份蒋家特务并不了解。陈延年同志被捕的具体经过和日期地下党当时也不清楚，曾派人到亚东图书馆打听，了解延年同志从哪日起没有再来亚东。因此，汪孟邹也时常关心此事。过了一段时间，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市公安局寄来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行字，大致说：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拘押市公安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下面的署名是化名，但汪老从字迹上立即认出是延年同志写的。
汪孟邹收到这封信，非常高兴！他决心把延年同志营救出来，衫裤也来不及代买，即乘火车到了南京。他的愿望虽好，可是昏庸糊涂。他行前不和任何人商量，到南京后径到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访问胡适。见面后他把陈延年同志的信，急急忙忙交给胡适看。胡适认不出延年同志的笔迹，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生平不讲‘假话’，你必须说出姓名，我方可以营救他。”汪即刻告诉胡适：“这就是陈延年。”胡适当面表示很好，说：“我一定营救他。”把信装入皮包，匆匆偕汪孟邹走出办公室。在总政治部门口，他要汪孟邹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则钻进小汽车，直到吴稚晖家中，并把信交给吴稚晖。吴……立即跳起来，狂笑不已，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吴稚晖狂笑一阵，迫不及待，拿起电话报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派汽车把吴稚晖接去。
这段话说得绘声绘影，细节异常丰富。胡适向汪孟邹问话、“把信装入皮包”、“钻进小汽车”等细节，皆有如亲见；而像吴稚晖“跳起来，狂笑不已……拿起电话报告蒋介石”等情形，即使是汪孟邹也绝无可能见到。尽管胡允恭自称后来又分别跟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确认过此事，但细节如此夸诞，实难取信于人。
事实上，汪原放在其回忆录《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一书中，就对胡允恭所说的情节只字未提，倒是该书的一则编者注采信了胡的说法。只是这位编者大概也意识到胡文有不少荒谬的成分，如所谓汪孟邹“到南京后径到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访问胡适”一事，对胡适生平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不论“坐班”还是“做客”，他都绝不可能在“总政治部”出现。因此，编者抹掉了此类有伤真实的细节，换成了汪孟邹“即乘火车到南京，径去访问胡适”，反而帮助这个一眼望去就极为可疑的故事，随着汪原放这部重要著作的销行而广泛流传开来。
另一位叙述者郑超麟（1901–1998）作为中国“托派”骨干之一，和陈氏父子、汪氏叔侄皆有极深的关系。抗战爆发后，他还曾在陈独秀、汪孟邹的安排下，在汪氏的老家绩溪隐居了三年（汪无功：《郑超麟在绩溪——怀念郑超麟、吴静如老师》，《亚东六录》，黄山书社，2013年）。他的这篇文章，其实是对黄逸峰《陈延年烈士在沪被捕和牺牲经过》一文（《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一辑）的反驳和纠正。黄声称从陈延年之弟乔年那里得知了延年的“被捕及牺牲经过”：陈延年一开始佯称自己是“这一家主人雇的烧饭司务”，瞒过了敌人；而正当中国济难会试图用“八百元”将他“赎出”时，“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原放却想到向同在上海的胡适求援……此后的情形，便与胡允恭的讲法大同小异了。大同在于，都是胡适转托吴稚晖，而吴转脸告密；小异在于，在黄文中，吴稚晖告密是通过给杨虎的一封电报实现的，其中有“啸天天人，除此巨憝”等语，杨虎得悉后严加审讯，韩步先率先叛变，“认出并咬定了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等同志的身份”，遂致三人“于七月十九日……壮烈牺牲”。
郑超麟和胡允恭一样，陈延年被捕时也不在上海。他特意寻访了一些“老同志”，结合自己的回忆作出了澄清。郑文条分缕析，几乎逐点反驳了黄逸峰的说法，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陈延年和赵世炎并非同时被捕，而是陈先赵后。韩步先的叛变导致赵世炎被捕，而非陈延年：
记得陈延年被捕后，曾由赵世炎接任江浙区委*，工作了一段时间，叛徒韩步先供出赵的住址才被捕。
二、陈延年被捕是出于奸细告密，自无隐瞒身份的可能，而且此人不是无名之辈，当有据可查：
据我所知，陈延年被捕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奸细告密的。此人姓名我已忘记，当时他爬上上海某区区委*的职位，某次江浙区党委召开有各区区委*参加的重要会议，此人向杨虎告密，届时杨虎派人从外面打进去，他在里面策应，首先抓了正在收拾文件的区党委秘书长韩步先，然后抓了陈延年。陈的面貌和身份，那个奸细完全清楚，所以陈被捕后不可能隐瞒身份，杨虎也不待有人营救才知道陈的身份。
三、亚东营救未果的人是陈乔年而非陈延年，转托的人则是许世英而非胡适，黄文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营救陈乔年一事，郑超麟亦得与闻，故知之甚详：
关于陈延年被捕后营救问题，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亚东图书馆主人托胡适转托吴稚晖营救陈延年的事。但这种传说事出有因，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被捕后，身份没有暴露，后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汪原放之叔）辗转托人找许世英营救，暴露了乔年的身份。在此以前，党中央设法营救陈乔年，已打通伪警备司令部，并付了一些钱，可由亚东图书馆出面保释（当时我曾将此情况告诉陈独秀，陈皱起眉头说：“没有用，将来发现他是陈乔年，还是会枪毙的”）。后来王若飞同志守在亚东图书馆，等候伪警备司令部电话“对保”，可是伪警备司令部既拿了钱，又不放人，陈乔年同志终于牺牲。
四、吴稚晖发给杨虎的是一封贺信而非告密信，并曾见载报端：
至于吴稚晖在陈延年同志被捕后打电报给杨虎“庆功”，也是有的，这个家伙在电报中还说杨虎抓了陈延年，比抓了他父亲陈独秀功劳还大，因为儿子比老子更厉害。当时上海报纸曾公开发表过这份电报。
以上四点，第一点有许多党史研究可证明；第二点所云“奸细”，确有其人，且容后文揭晓；第三点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里有详细的追忆，与郑氏所说若合符节；至于第四点，则可通过1927年7月5日一篇报道捕获、处死陈延年等人经过的新闻稿来验证。它其实是一份来自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特别通稿，首由《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沪上大报同时登载（《时事新报》版稍有节略），稍后又被其他报纸转录。媒体刊发如此整齐有序，显然经过特意安排，宣传意味昭彰。文中一面对中共肆意诋毁，一面又对“长官”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自我表功的意味极强——尽管如此，这篇通稿仍是大部分局外人了解陈延年之死的直接依据。兹将无关文字略去，其余部分具录如下：
●铲除共党巨憝
破获恒丰路紧要秘密机关
陈独秀之子延年被捕伏法
吴稚晖函贺杨啸天
警备司令部来稿……杨啸天司令、陈人鹤（按即陈群）主任，奉总司令命令驻沪……杨司令近又亲自率队破获恒丰路共产党之省党部及总工会等秘密机关，并将其重要部长秘书多人当场捕获（其姓名探明后续布），而发布命令指挥布置之巨魁之陈延年，即共党首领陈独秀之子，亦同时逮捕……陈逆因阴谋败露，遂离粤来沪。沪为其潜势力所在地，羽翼极丰，改名陈友生，匿居某巨商宅中……杨司令早有所闻，多方侦缉，竟被亲自率队前往捕获，并经杨司令亲自讯问。该逆痛哭流涕，亲作悔过书一通（其悔书容再探志）……杨司令讯得前情，昨已将延年明正典刑矣……此次清党政策，吴稚晖先生亦首为主张，同此勠力。昨因延年被捕，函贺杨司令大功告成，且亦盛称其事不置云。兹录吴稚晖函如下：“啸天先生执事：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陋’，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适返沪，以匆促未能奉谒，谨驰贺大成功。弟吴敬恒”
《申报》1927年7月5日的报道
黄逸峰所谓“啸天天人，除此巨憝”等语实从此出，郑文最后一点也得到了证实。此外，世人多为吴稚晖贺函中的恶辣用词所吸引，反而忽视了其中足以说明问题的重要细节。由“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可知被捕者即陈延年一事，是杨虎告知了吴稚晖，而非相反；“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陋”一句，报刊原文加上了直角单引号，以示是对杨虎来函原话的引用，那么杨虎对陈延年外貌、身份等信息的事先掌握，更无可疑，不必通过“汪孟邹—胡适—吴稚晖”这条迂曲的消息链获知。
至此，对于郑超麟和胡允恭（以及黄逸峰）的两种叙述，孰为负责任、讲证据、实事求是的历史叙述，孰为信口开河、添油加醋，乃至无中生有地“发明历史”，已可得出清晰的判断。
探原：档案中的杨虎与吴稚晖
“去伪”的工作其实并不困难，细心的读者只要将上述几篇文章放在一起对读，并结合《申报》报道、汪原放回忆录等材料，都不难辨明真假。但如果要更进一步，对陈延年被捕、受审、遇害等情事的具体时间、细节作出准确还原，则并非易事。因为前引通稿乃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精心炮制之作，具有很强的策略性与宣传性，不但充斥着用于打击中共士气的不可靠细节，对一些关键时间点，也刻意布下迷阵。
由于通稿在7月5日统一发布，文内又有“昨已将延年明正典刑矣”一语，照一般理解，陈延年的遇害日期即为7月4日。而这样的讲法又与吴稚晖贺函中的表述，以及他的公开行程处处相符。贺函称“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又谓“适返沪，以匆促未能奉谒”，表面上即是说吴氏7月4日获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同日又有“返沪”的行程。而《申报》7月4日一则快讯云：
中央社四日南京电：张继、吴稚晖、蔡元培本晚由宁返沪。
7月6日该报“时人行踪录”栏目又云：
中央委员蔡元培、张溥泉、李石曾、褚民谊，于前晚联袂由宁乘沪夜快车来沪，昨晨抵北站。
当时南京到上海的列车每天五班，夜车一班为每晚九点三十分发车，次晨七时抵达上海北站（方继之编：《新都游览指南》，大东书局，1928年）。那么吴稚晖确有7月4日晚搭乘快车由宁赴沪的公开行程。
宣传通稿的叙述表面看来确实天衣无缝、牢不可破。然而早在1980年代，就有蔡鸿源、孙必有两位学者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杨虎致吴稚晖的亲笔信，以及杨虎、陈群向蒋介石汇报工作的两通密电，推翻了“7月4日说”（《陈延年同志遇害后杨虎致吴稚晖函》，《历史档案》1982年第四期；《六月三十日是陈延年同志牺牲日》，《学术月刊》1985年第八期）。遗憾的是，文中未对两通密电的出处作出说明，直至近年来台北“国史馆”相继解密、公开了大量一手档案，我们才得以见到它们的真容，也更清晰地了解到国民党当局对于此事的运作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