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国史馆”藏1927年6月30日杨虎、陈群给蒋介石汇报陈延年事的两份文件，文字几乎全同，一系来电译件，一系“秘书处机要科”呈给蒋的摘要（“国史馆”典藏号：002-090300-00013-014、002-090300-00001-097）。译件全文如下：
上海
国 急 南京 总
司令蒋钧鉴新呈密
本月廿五、六两日，续连破获江苏伪省党部机关数处，计获重要逆要九名，内有：陈□□，为陈独秀之子，充任伪省党部秘书；张力，系伪农民部特派员；朱盘畴，系伪农民部秘书；黄竞西，系伪商民部长；姚振，系伪交通主任，均经审明处死。余犯尚在严讯中。省党部已完全扑灭，请释廑念。职杨虎、杨群叩。
陷印
电报以韵目代日，“陷”即“三十日”。摘要件也写明此电于“陷卅”日发自上海，“十六年七月二日到”，“批示”栏有毛笔阅画。文中“陈□□”虽略去两字，显指陈延年无疑。7月2日，杨、陈又发“冬”电（“国史馆”典藏号：002-090300-00013-015），再次言明陈延年已死，并询问“线人”的赏款应如何领取发放：
陈延年系独秀之子，粤苏浙三省区委员长，及苏共匪总机关各委员部长七人，就近正法。陈在粤，曾悬赏购缉四万元，其余诸搁。此次购线缉捕赏金，多者千金，少者数百不等。此项赏款如何领取支付，恳乞电示。又独秀探确在沪，现已悬赏十万元缉捕矣。
由此我们知道，至迟于6月30日，陈延年及其他干部共五人已遭*害；到7月2日，遇难人数增至七名。而《申报》等沪上报纸直到7月5日才获准发出警备司令部的通稿，稿中又故弄玄虚地让读者误以为陈延年死于7月4日——这应该是杨虎等人为利用新获得的情报，继续追查其他共产党人而故意制造的时间差。这很可能是当时他们的惯技，不久，处死赵世炎后，他们再次将真实时间隐匿起来：尽管杨虎7月14日已电告蒋介石，赵“于今晨斩决”（“国史馆”典藏号：002-090300-00013-017），而世人所知的赵世炎死期则晚了五天——“7月19日晨，英勇牺牲于上海枫林桥畔”（《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央党史出版社，2001年）。
再来看蔡、孙二位先生公布的杨虎复吴稚晖函，此函落款时间为“七·二”，开篇即谓：
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逆党奸恶，人天共愤。陈延年阴鸷凶狠，巨憝中之巨憝也，洵如长者所示。第其狡诈百出，趋避多方，经虎煞费心思，卒得就擒。（按标点有所调整）
“长者”既盛赞他“真天人”，杨虎当然表示“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杨虎于7月1日收到贺函，那么吴稚晖得到消息、发出贺信的日期，当在6月30日或7月1日，与杨虎发往南京的两封密电同步——这当然彻底证明了我们从细读《申报》报道中得出的结论：吴稚晖乃是事后知悉。假如杨虎还得由吴稚晖“告密”才知道抓获的人中有陈延年，那他还有何功可居，他又怎么敢说自己“煞费心思”？相反，他对吴稚晖只是泛泛地奉承：
讨共救国实先生所主持，摘奸发伏，义薄云天，攘臂一呼，举国风从，虎不过在先生领导之下，为此工作之一份子。今之巨逆伏法，正先生之大成功也，敢以复贺。
所以，陈延年之死就其具体过程而言，吴稚晖并未起到实质的作用，尽管他为此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至于胡适，更加只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路人”罢了。
告密者究竟是谁？
杨、陈7月2日密电披露了一个重要内容，即陈延年等人被捕，确如郑超麟所说，系由“线人”出卖所致。如此一来，陈延年之死的“探原”工作就来到了最后一步：究竟是谁出卖了陈延年？郑超麟说“此人姓名我已忘记”，未免留下了一个太大的遗憾。幸运的是，这段缺失的记忆，可以用其他材料来“补齐”。
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曾经用一些“秘密文件及各地之机要情报”，编写了《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台湾文星书店、文海出版社后来分别于1962年和1982年重印过。书中一节便是“陈延年赵士炎事件”，其中赫然写道：
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陈延年因一丹阳人束某自首，被捕于北四川陆施高塔路恒丰里一〇四号之省委秘书处，同时被获者有省委*长韩逋仙及宣传部长黄某。三十日伪各区工联办事处破获，伪上总组织部长张佐臣，副委员长杨培生以下二十余人就逮。七月二日，得韩逋仙供述，复获赵士炎于北四川路某里。于是上海共党组织，破坏不堪。
对比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文宣通稿，这段叙述就显得平实许多。其中个别细节与事实有所出入，如“赵世炎”作“赵士炎”，“韩步先”作“韩逋仙”，而陈延年被捕时间也错记为6月29日，或是所据文件有误。此书编者看来无权查阅杨陈密电。但我们由此得知，国民党是从“丹阳人束某”那里得知陈延年等人的秘密地址，而后上门围捕。
那么，“丹阳人束某”究竟是谁？
我们知道，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还有黄竞西、韩步先等人，而他们在狱中并非与外界完全隔绝，黄竞西甚至写下了六封绝笔遗书，并成功传递出来。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1929年3月15日印行出版《牺牲》一集中，将它们全部收入。据落款，这些遗书写于6月29日，杨虎6月30日电文称“均经审明处死”，可推断陈、黄等人当在29日深夜或30日晨被*，以后者可能性为大。
出版了黄竞西遗书的《牺牲》杂志封面
值得注意的是，黄竞西遗书中两次提及一个姓束的人。《牺牲》存世稀缺，原刊难觅，但黄竞西遗书已收入许多书中，反复再版，以下引自《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据《牺牲》编校）一书：
死者已矣，惟望生者努力，束之仇将来欲报。月坡是投机分子，个人主义者，我终说象他那样的三民信徒，国民党就不堪了。（黄竞西同志遗书之三）
束、月坡坏极了……（黄竞西同志遗书之六）
黄竞西烈士遗墨
从黄竞西含恨的语气来看，这个“束”就是告密者“丹阳人束某”无疑。多年后，黄竞西的族人黄裔撰文追忆烈士（《黄竞西烈士革命事迹忆述》，《丹阳文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文中转抄了一段材料，据称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所藏关于戴盆天的案卷，是戴交代材料的一部分，为我们揭开了“束某”的真面目：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南京被毁，人员逃散，黄竞西在沪秘密恢复机构（地点在平望街），继续负起革命责任。他有个同乡友人，做缉捕的束某之子束炳如（一作炳树）到上海找到了黄竞西，说是从武汉来，再三要求见我。束炳如也是丹阳二高学生，在校品学都不太好，我对他的突如其来，要求见我，非常怀疑，推托而未见，而省党部地址，黄竞西则已告知，为束所悉……十月间，我自福州归来，晤及束运连等，始悉系束炳如告密，捕获某机构（一说“上总”）交通员说出地址，束炳如则已予以处死云。
由此可知“束某”名“炳如”或“炳树”，是黄竞西同乡之子，从黄处得知省党部地址，以此告发。这位戴盆天其实也不是“局外人”，他正是黄竞西遗书中的“月坡”（戴盆天号月坡），也是丹阳人。“月坡”经历复杂，一生反复投靠国、共，乃至汪伪政权，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他又再次“投诚”，黄竞西所下的“投机”考语的确不错。正因“历史问题”复杂，他才需要写材料作“交代”。“月坡”的叙述经与其他史料对勘，基本可靠（详后），也因此被黄竞西遗书各版本的注释和相关党史研究采信。
我们还可以依据另外一些史料，进一步还原束某的“真身”。他的真名或应作“束炳澍”，曾为丹阳二高学生，经同班同学管文蔚介绍，在国共合作时期入党；1927年6月，他到上海投奔其父的好友黄竞西，而后将黄竞西等人开会事密报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主任陈群，致使陈、黄等人被捕*（《二十六军捕获共党之经过》，《新闻报》1927年7月22日）。“立功”后，被授予中尉特务员之职（《束炳澍立功遇害》，《丹阳文献》第六十五期）。1927年8月23日，他在上海虬江路新兴茶楼被四人持“盒子炮”狙击，身中数枪（《二十六军政治部特务员束炳澍忽被狙击》，《时事新报》1927年8月25日），后不治身亡。此事当系中共方面采取的锄奸行动，戴盆天所言不虚，亦足见中共在沪组织因束的告密而受创之钜，因此仅时隔月余，就雷厉风行地采取行动，替陈延年、黄竞西等人报了“束之仇”。
陈延年之死的真相，总算大白于天下。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发生一种感慨。本文依据的材料其实都不算难得：一般读者不易读到的民国报刊姑且不论，郑超麟、黄裔的回忆文章，各种版本的黄竞西遗书，甚至杨虎的两封密电和致吴稚晖函……这些关键材料，都早在1980年代就已公之于世，不少具体的党史研究都已加以使用。然而时至今日，“胡适、吴稚晖告密而导致陈延年遇害”这样的叙事仍大有市场，依然是一个需要澄清和辨明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只有形成某种叙事，经过编织和勾连的材料才能焕发意义，才具备进入舆论的资格、产生传播的效力？反过来讲，一种不可靠叙事造成的问题也许只能用另一种更合理、确凿的叙事才能化解。这正是我们写这篇小文的一点微意。
胡适，一个无关又有关的人
沿着这样的思路，让我们再谈谈黄逸峰、胡允恭等人“制造”或传播的“胡适—吴稚晖”告密传闻，对其背后设定的种种或隐或显的叙事，作一番探究和清理。
回望此事来龙去脉，尽管吴稚晖未曾“告密”，但他作为国民党“商山四皓”之一（罗家伦语，见《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坚定支持蒋介石“清党”，又公开对杨虎肉麻吹捧，他被卷入传闻，并不意外。然而胡适无辜受谤，又是为什么呢？
郑超麟以张冠李戴作解释，确有一定道理。胡适和陈独秀、汪氏叔侄是多年老友，与亚东有极深的合作关系，都是举世皆知之事，他也的确是亚东同人经常求助的对象之一，因此救援陈延年的角色安在他头上，有一定“合理性”。
在“清党”发生前，自诩思想前进又言论火爆的吴稚晖，也曾是个“文化偶像”式的人物，受到许多新文化人的推戴。胡适对他在“科玄论战”中的表现也极为赞许，直到1927年末在上海东亚书院讲演时，还表彰他是“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之一——这些或许就构成了“胡适转托吴稚晖”这一虚构叙事的另一大依托。
然而，时人多半不知道的是，对于吴稚晖此次的举动，胡适其实颇有微词。1928年2月28日，胡适致信吴稚晖，表示自己早有意写一篇“述吴稚晖”的文字，但迟迟未能写就，因为：
一则先生当日身当政争之冲，述学之文或不免被人认作有意拍马屁；二则七月初我在杭州读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
胡适显然无意介入当时的“国共之争”，而那封贺函流露出的*意，也令他深感不快，乃至“中心耿耿，不能释然”。他所欣赏的，只是吴稚晖作为思想家的一面。
除了以上原因，造成这种传闻的潜在社会心理背景，究其根本，还是后人将胡适在“人权论战”和“九·一八事变”后与国民党形成的“斗而不破”的互动模式，甚至19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形成的作为“战犯”“蒋介石的帮凶”的形象，非历史地误置到了他刚刚结束欧美之行，归国定居上海的1927年6、7月间。胡允恭文中所谓“投在蒋家门下”“权贵的奴才”等用词，便是这种心理模式最典型的反映。
那么，当杨虎在上海大开*戒之时，胡适在做什么？我们从他1927年6月6日的日记中可以读到：
今天为在新屋（Jessfield Rd. 49A.）的第二日。昨夜被蚊子咬的不能睡。今天精神很不好。
胡适于6月5日搬进了上海法租界极司菲尔路49号的新居，在他1930年末重返北大任教前，便一直住在这里。
搬入新居不久，胡适中辍了日记的写作。此后近一个月，他一直待在上海，我们不妨依据史料为他开列一份行程单：
6月23日，参加在上海大同礼堂举行的胡明复追悼会（《昨日胡明复博士追悼会记》，《申报》1927年6月24日）；
6月24日，午后二时，出席中国公学上海第一次董事会（《中国公学丁卯第一次董事会》，《民国日报》1927年6月26日），下午五时，参加上海中西女塾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中西女塾毕业礼成，胡适之演说》，《时报》1927年6月25日）；
6月26至28日间，从上海致信胡汉民（《胡适全集》）；
6月29日，胡汉民回信，希望胡适能赴南京共商国家“治本”之策（《胡适来往书信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3年）；
6月30日，前日来访不值的郁达夫再访胡宅，两人“谈了些关于浙江教育的事情”（《郁达夫日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7月1日，与友人合办的新月书店在沪开业（《新月书店开张启事》，《申报》1927年6月29日；严家迈：《新月书店参观记》，《时事新报·青光》1927年7月2日），胡适是否到店，暂时未知；
7月6日，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在杭州参加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与会者之一的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间与新自沪来之孑民、石曾、适之、湘帆、陈世障、韦悫等中央教育委员，又马寅初、邵斐子、夷初、梦麟等在楼外楼同餐，餐后在舟中开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对于章程等有所讨论。”（《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那么胡适就是在7月5日自沪赴杭的。
7月11日，下午五时，和张人杰、马寅初等“乘快车”由杭返沪（《杭州快信》，《申报》1927年7月13日）。
以上便是胡适6月末到7月初的主要行程，在去杭州之前，他一直待在上海，应无疑问。
接着我们来谈谈胡适“到南京”这件事。读者可能会奇怪，既已证明胡适并无告密之举，再谈他到没到南京还有什么意义？然此事虽小，却可以见大。在1928年5月17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昨夜钱端升信来，说：
你几时来？太坚辞了也好像生气似的；演讲不要再却了罢？
今天经农也有信来，说：“希望你即日来京”。我想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今天去还可以看见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大会，遂决计今晚起程。
胡适意识到自己执意不去南京“早已招人疑怪”。第二天一早，他终于在回国整整一年后，第一次来到了“新都”。对于“进京”，他的确有意回避。1928年4月，胡适父子与高梦旦同游庐山后一路坐船回上海，船过南京，他虽送高上岸却不入城。
胡适为何有意回避去南京？究其根由，恐怕还是因为胡适此时心怀犹豫，不知如何与刚刚*人盈野，开始进入“训政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互动。直到其党国体制日益严酷，尤其反动的“党化教育”开始侵蚀胡适栖身的文教领域，他才终于择定方向，以《新月》杂志为阵地、“人权论战”为旗帜，与国民党发生了正面冲突，写出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篇。正是在冲突中，胡适逐渐形成了与国民党当局“斗而不破”的互动模式——赞之者誉为“体制内抗争”的最佳范例，贬之者斥为“小骂大帮忙”“能言鹦鹉”。
1927年6、7月，正是胡适对南京新政府最无所适从的时期。此时他打定主意不赴南京，对胡汉民的招徕也未作回应。胡允恭所谓的汪孟邹去南京找胡适，哪怕没有“总政部”这个荒谬细节，也是不可能的：茫然无措的胡适，要等到一年后，才下定决心去“新都”走上一遭。
（陈通造、夏寅、马文飞三人偶然对此话题发生兴趣，合力搜集材料，撰写成文，共用一名，以志纪念。）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