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前汉书·卷九十五》中收录的赵佗《报文帝书》书影
我国自古是礼仪之邦，书信有着严格的礼数与格式，文字以“自谦敬人”为原则，字里行间，揖让进退、温文尔雅、质朴精练，书信历来不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有时它的作用堪比千军，而列为千古传颂名篇的书信更是不可枚举。
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评价汉文帝与赵佗这一书信来往时说，汉文帝与赵佗“君臣之间，以至诚感应，如响与声，信一时之盛事也。”他给这次书信往来极高的评价：“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见《广东文选》）
在2010年召开的第2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国际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时任广东省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冠丰提出赵佗的《报文帝书》是岭南第一文，蕴含着岭南进入文明的表征和岭南文化的“生命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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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广州”一方水土滋润一座城市。
广州以“羊城”闻名，越秀公园里的五羊雕塑也是全国皆知的传统地标。那么，在南海之滨、自古不事畜牧的“羊城”之名从何而来？外地人不禁疑惑：难道是因为爱说“乜乜乜（咩咩咩）”？
先秦时期的名篇《南海仙人祝辞》给了我们答案：“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这是“五羊”最早的记载，也是广州又名“羊城”的渊源。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杨耀烨
“番禺”的称谓出现比较早。“番禺城”始建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以广州市区内的番山、禺山得名。
”广州”这个称谓的出现则稍晚。三国时期，东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东吴孙权将交州以合浦为界，分拆为交州、广州两部分，这是“广州”的地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
在历史长河中，“羊城”“番禺”“广州”都被用来指广州，它们也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文学典籍中。
唐初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岭南设立广州中都督府，以端、封、宋、泷、建、齐、威、扶、义、勤等州隶辖于广州中都督府，后又加入循、潮二州。至此，岭南形成了以广州城为中心，隶辖若干县城的格局。
唐初张九龄(678-740)，生在粤北士绅家庭，考取了太宗时期的进士，入朝为官，玄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古代岭南地区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最高官职。同时，他也是“岭南诗歌第一人”。集全唐文学杰出成就的大成之作《唐诗三百首》开篇以他的《感遇》二首领衔，可以说是极高的荣誉。
他少年得志，早早入朝为官，30岁时因不满现状主动请辞归乡。经过广州，张九龄写了许多关于广州的作品，比如这首《送广州周判官》：“海郡雄蛮落，津亭壮越台。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盛唐气象体现在广州，就是张九龄笔下的雄、壮、开阔，是千里水疆、万户生机。“江林多秀发，云日复相鲜。征路那逢此，春心益渺然。”这首《春江晚景》写的是广州江边津亭畔的秀美景色，大约是张九龄辞职居家期间与好友同游广州时所作。
珠江之畔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子良
这次归乡，在目睹广州因沿海之利得以发展的盛况，张九龄考察了岭南与中原的陆上交通，向朝廷提出请修大庾岭路，开凿梅关古道。借助这条通路，张九龄的家乡韶关得以有了新的发展机遇，岭南与中原的南北交通大为改观，随后人口迁移、军队调动、商旅往来、使节访问都大为便利。他也因修筑这条通路得以被朝廷重新召回重用。
这种因地制宜，不向命运低头的心气，体现在他的笔下就成了：“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感遇·二》）
古时岭南只是远离政治中心，并非蛮荒之地。在这一片生机盎然的南方，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个人的一片自由天地。历代谪宦来到岭南，岭南给了他们事业和文学上的又一次生命。
韩愈就是其中一位。他被后世推崇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誉，他三度被贬岭南，除了在潮州兴修水利、除鳄弊害之外，他途径广州南海神庙时还留下了《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由名匠李叔齐镌刻成碑，人称“三绝碑”。此碑为广州南海神庙现存最早碑记，被誉为“广州第一唐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