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淼
对于晚明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极具争议的评价：就书画艺术论，他是书画大儒，一代宗师；就人格人品论，他卑劣下作，私德有亏——前者有董其昌存世的大量书画作品以及后世名家的推崇为证，有目共睹；后者的主要依据，则是两种流传甚广的野史小册子《民抄董宦事实》和《黑白传》，其中内容对董其昌其人极尽诽谤、诋毁之能事，而董其昌的个人形象也就此一落千丈，及至后世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孙炜的新著《董其昌传》是一部关于董其昌的全景式传记作品，作者通过多年的考证与研究，对董其昌进行了全方位的描摹与多角度的解读，以大量史实厘清了蒙在董其昌身上的层层迷雾，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还原了董其昌的个人形象。
深谙禅理的书画天才，目光如炬的鉴赏大师，善于交易的精明商人，小心翼翼的谨慎官员，贪花好色的晚明士人——集商人的精明，文人的懦弱，官员的油滑于一身，这是孙炜对董其昌的基本定位。作为晚明时期的艺术大师，从一介平民，到位极人臣，董其昌的一生其实更像是一个励志成功的范例。董其昌出生于贫寒之家，他的父亲只是一位私塾先生，董其昌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对书画抱有极大的兴趣，年龄不大即以书画之名享誉家乡，这让望子成龙的父亲大为失望。父亲甚至把客人送来请董其昌题签的笺纸撕碎，以示惩戒，但即便如此，董其昌依然不改其志，他不仅在书画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也在决定命运的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终于以殿试二甲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进士，成功步入仕途，青云直上，完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进而开启了他颇富传奇色彩的生命历程。
孙炜写《董其昌传》，首先是将董其昌置于时代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的。正像孙炜所说的那样，时当晚明，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在文化方面，程朱理学渐趋式微，王阳明的“心学”得到广泛的传播，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身心的自由成为士人生活的目标；在经济方面，商品经济日渐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崛起，为董其昌的书画进入市场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与经济和文化相对应的，则是晚明政治的污浊与混乱，贪腐成风，党争激烈，身处其中，稍有不慎，就会大祸临头。董其昌居然身历四朝而不败，成为那个险恶朝廷中为数不多的全身而退者，其处世之谨慎不难想见，他曾经在《举业蓓蕾》中说过：“若要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此心，若游九天，眼界大，局面大，一切厚我薄我，顺我逆我等状，尽行容纳，不著相色，是何等度量！”不妨视作董其昌一生为人处世之行状。
董其昌平生最为人诟病之处，就是他逞威作福、横行乡里的豪强嘴脸——据《民抄董宦事实》所云，董其昌之子董祖常看上了秀才陆兆芳家的使女，欲买为妾，被陆家拒绝。后董祖常派人强抢陆家使女，此事被说书人写成《黑白传》流布民间。董家怀疑是生员范昶所为，于是诬指、逼死范昶，并辱殴范妇，终于激起民变，一夜之间，董家数百间豪华宅第被愤怒的乡民付之一炬，董其昌及其家人逾垣而逃，才幸免于难。孙炜以大量史料再现了“民抄董宦”的细节，进而指出，董其昌富甲一方是事实，他也的确负有教子不严的责任，但他本人平素并无劣迹，民变本身乃是“以耳伺耳，以目伺目，愤激成仇”的结果，其实质乃是明末整个社会各阶层不满情绪的积累和爆发——“民抄董宦”只是一个导火索，从中暴露出的实是晚明时期深刻的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可谓一语中的。
毫无疑问，董其昌是晚明时期屈指可数的书画大师，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古书画鉴定方法和技术方面的集大成者。董其昌靠卖书鬻画，名利双收，赚得钵满盆满，他也的确做过一些诸如代笔、以假充真之类令人反感的事情。但总体来说，在晚明特定的时代环境中，董其昌游离于官场与艺坛之间，从不做太出格的事情——他是丹青妙手，也是循规蹈矩的官员；他是风月中人，也是经验老到的商贾。孙炜既充分肯定了董其昌之于艺术史的贡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很难做到这一点，孙炜同时也认为，董其昌的一生象征着晚明士人与朝廷逐渐背离的过程，他固然与世无争，却也于事无补，当他迈着优裕的步子走完华丽的一生时，大明王朝也行将落幕了。（王淼）
来源： 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