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文臣想到的头一个学习对象就是李商隐，他是晚唐最后一位大家，擅长四六骈文和律诗，语言富艳精工，风格秾丽。正好符合要求。于是以博学能文的杨亿为首，钱惟演、刘筠等16位馆阁文臣响应，艺术上大多师法李商隐，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号为“西昆体”，风靡一时，天下学子纷纷效法。
晏殊作为馆阁文臣之一，自然也参与过唱和，他登上诗坛时，正值西昆体风靡天下之时。作为后起之秀，他对西昆体普遍浮靡无骨的缺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让他诗文的艺术风貌少了一分庸俗，多了一分清丽。《宋史》中称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
晏殊很小就平步青云，长期位居高位，仕途基本上没有大的波折，除了他个人的能力使然，离不开真、仁宗两代皇帝对他的赏识。所以晏殊的诗文中常常可以看见他对真宗、仁宗真心实意的祝福和赞美。
青辂迎春习习来，天泉池上晓冰开。
珠幡已报三阳候，柏叶将陈万寿杯。
——晏殊《立春日词·御阁》
除了对皇帝的歌颂，晏殊也如实记录下了北宋承平盛世的生活图景，几乎写遍每一个节日的盛况，光是描写上元夜汴京城盛大的观灯场景就有十几首。
诘旦雕舆下桂宫，盛时为乐与民同。
三千世界笙歌里，十二都城锦绣中。
行漏不能分昼夜，游人无复辩西东。
归来更坐嶕峣阙，万乐铮铮蜡炬红。
——晏殊《扈从观灯》
天下相对太平无事时，士大夫都过着“文酒雅宜燕频集”的生活。晏殊少年时家贫只得闭门读书，位高权重后也过起了富贵优游的生活。他于政事之余极喜交游唱和，主办诗酒大会，所从游者多为当时的文学精英。
早在留守应天府时，晏殊每天都和下官以赋诗饮酒为乐。那年中秋节夜晚阴云密布，看起来赏月无望，晏殊只得早早躺下休息了。他的下官王琪没有如常等来宴乐的邀请，便自行前往晏殊住处，在门外吟诗一句：“只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晏殊在屋内一听，大喜，再也睡不着了，吩咐人摆酒奏乐。不一会儿，云散月出，他们赏月饮酒直至天明。
晏殊虽喜宴乐，却不铺张浪费，奉养清俭，一般都是来一位客人才置办一桌的酒食，酒食也不贪多，等到吃喝得差不多了，就会遣退歌儿舞女，跟大家说：“这些技艺大家想必都已经看遍，现在轮到我了”。于是就令人摆设笔墨纸砚，和大家一起即席赋诗唱和。
花前月下，举杯对饮之间，即兴抒发情思的要数词更为合适，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写道：“词自南唐以来，但有小令，其慢词起自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睹新声。”艳科之词于是应客观的需要而突飞猛进。
晏殊凭借着自己的尊贵地位和文坛盟主的身份，更以自己典雅雍容、温润秀洁的词风作为榜样，事实上领导着上层文人士大夫圈子里的歌词文学创作，造就了北宋前期的主流词风。晏殊也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一向年光无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晏殊《浣溪沙·一向年光无限身》
晏殊认为人生苦短，与其愁眉苦脸，长吁短叹，不如及时行乐，对酒当歌，珍惜眼前人。他的观念与很多现代人的态度相当契合：来啊，快活吧，反正有大把的时光。晏殊的《珠玉词》中也多是对其士大夫官员富贵优游生活的真实写照，多唱太平调，道富贵事。
这种观念有时候会与提倡诗歌应当反映严酷现实的门生发生冲突。晏殊任枢密使时，有日下朝后天降大雪，恰逢欧阳修和陆经到西园来拜谒，晏殊便盛情邀请，设宴饮酒，赋诗咏雪。当时西夏入侵，宋军惨败，欧阳修历来心忧国事，无心宴饮便赋诗讽刺道：
主人与国同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
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晏殊听后脸色微变，事后对人说：“前朝宰相裴度曾宴客，邀请韩愈喝酒，人家韩愈也说过‘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这样的话，可不像欧阳修这样扫兴。”
这件事之后，晏殊与欧阳修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两人都对外说自己看不起对方的为人。晏殊指着韩愈的画像对客人说：“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欧阳修也毫不客气地对外人说：“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
欧阳修作为继晏殊之后的文坛领袖，两人的文学修养和文学成就不相上下，只有为文为官观念相去甚远。欧阳修曾阴阳怪气评价晏殊：“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晏殊代表的就是在太平盛世时期暗戳戳全身远祸的保守一派，而欧阳修和范仲淹都是主张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一派。
后世很多人在评价晏殊的《珠玉词》时，直接批评这位“宰相词人”的词是“富贵者的无病*”“没有什么真实的思想内容”“题材狭窄”，等等。诚然这确实是晏词的众多缺陷，但若是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他个人经历来看，晏词最富有个性的一点恰恰正在于，它们真挚而毫不做作地反映了属于这种身份地位的人们特定的生活情趣和特定的喜怒哀乐。
正如当代学者吴世昌所言：“惟大晏身历富贵，斯能道富贵景象。”晏殊的词作为北宋太平盛世时代的投射，彰显着太平盛世雍容闲雅的特征，这也恰是晏词的意义所在。
晏殊在“太平无事贺君恩”的时代，活成了许多帝国官员理想中的模样：位高权重，除了案牍劳形，就是风花雪月、饮酒赋诗，无功无过，熬到退休。他从政五十年，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走过了大宋的盛世年华。
换个角度看，晏殊拥有一种低调处世的政治智慧。
仁宗朝最大的外患是盘踞在西边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以及北边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宋、辽、西夏三国鼎立。北宋自立朝以来崇文抑武，除了宋真宗在澶渊之役被迫短暂亲征过，大多数时候都一味讲和，贪图苟安，能用钱办妥的事就绝不打仗。
晏殊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张亦是“息事宁人”。西夏在李元昊的带领下崛起，实力大增，相继在宋夏战争与辽夏站争中获胜，气焰日益嚣张。西夏虽然在战争中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便转入了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阶段。当时，李元昊以辽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狮子大开口向宋朝索要诸多好处。枢密副使韩琦作为主战派坚决反对，而晏殊和两府其他大臣已经厌恶战争，打算要啥给啥。
此前，宋夏刚开始交战时，晏殊也曾寄予希望。他曾全面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从宋将屡屡败退中找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向仁宗提了四个建议：撤销内臣监军，不要以阵图授诸将，使军队统帅有权决定军中大事；招募并训练弓箭手，以备作战之用；清理宫中长期积压的财物，以资助边关军饷；追回被各司侵占的物资，充实国库。
而他后来态度转变，意欲罢兵，息事宁人，与其说是他不作为，倒不如说是大势所趋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