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变得混乱，地痞流氓借机抢劫，日本人走光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在上海的台湾人头上，父亲被骂是“汉奸”，是“东洋鬼子的走狗”，楼上房间被贴了封条，一家人委屈地挤在客厅里。局势混乱，父亲决定举家迁回台湾，仓皇之下，产业都来不及处置。
台湾光复后，舅舅连震东已先行回台，舅妈带着表弟连战来上海和他们会合，10岁的连战，拿起红萝卜，用毛衣一擦就放进嘴里，在13岁的林文月眼里，他是个“野蛮的小孩” ，那是表姐弟的第一次见面。1946年2月，一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登上一条专运火柴的小船，跟满船火柴一起走走停停，前往台湾。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船上的两个孩子，一个成为研究、著作、翻译的集大成者，一个成为为两岸关系“*出一条血路”的国民党主席。
从异乡到故乡，公路上的大王椰取代了北四川路上的法国梧桐，颇有些异域风情。然而，新奇还未过去，困难就来了。学校很远，需要长途步行，“路程远，已令我疲倦厌烦，而陌生的环境，语言的隔阂，更使怕羞的我视上学为畏途”。听不懂老师的国语、同学的台湾话，他们的日语又带着浓浓的台湾腔，也令她似懂非懂。中国字不认识多少，一度骄傲的写作成为难题，第一次考国文，成绩是30分。
从云端跌落凡尘，林文月非常沮丧，请求母亲让她休学，在母亲劝慰下才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国文。一年后，参加北二女中新生招考时，因作文写法独特，吸引了监考老师们驻足围观，他们交换意见颔首赞赏。由日文成功跨越到中文，为日后走上翻译之路埋下了伏笔。
中学六年，除了消磨在藏书并不丰富的图书馆，林文月展现出了在绘画素描上的天赋，由父亲送的一本《马蒂斯画集》开始，她迷恋上人物画，常常送电影明星的画像给同学，那时，她以为自己将来会是一个浪迹天涯的女画家。
由于成绩优异，林文月名正言顺一直做班长。高三时，学校为学生集体报名投考“台大”，班长负责收取全班的志愿表格。表格收上来，她恼火了，五十多个同学，除一人报哲学系外，全部填了外文系。“怎么每个人都和我一样，真俗气！”她不要从众，她要改志愿！表格不能涂抹，改动一个字是最方便的，于是，她小心地用刀片刮掉“外”字，填上了“中”字。
中文系榜上有名，她却懊恼不已，因了一念之差，却要与长期以来的志向擦肩而过，这实在让人灰心。她想像中的中文系，是“满屋子霉味的线装书，暮气沉沉的地方”，而读中文系的人，是“只知摇头晃脑吟哦四书五经及古诗文，带点儿寒酸味，而与现实隔离的一群”。反倒是舅舅连震东颇为高兴：“外祖父的文学遗志有此女承继了！”连家两代都是独子，舅舅学经济，而表弟连战则学了政治。
那年，林文月同时以素描最高成绩考取了师大美术系，犹豫中，在师长们建议下，仍旧选择了中文系，“因为没有去念美术，所以保留了很好的想像空间”。
赌气读中文系
1952年，半带赌气地，林文月进入台大中文系，录取的学生仅11人，被戏称为“小国寡民”。心有不甘之余，她仍然徘徊在外文系、美术系、中文系的三岔路口，一年后，萌生了转回外文系的念头，因为，“我不知道中文系念出来会怎么样”。
惴惴不安地，她第一次走进系主任台静农的办公室，嗫嚅着说明原委，请求他同意转系。坐在一张老旧的书桌前，台静农翻出她的成绩单，只简略地说：“你读得很好嘛，不要转系了！”始料未及的情况令林文月一时语塞，只好红着脸退出来。那时，她还没有上过台静农的课，并不知道台静农在大陆时就已是鼎鼎有名的小说家。
系没转成，只好死心塌地学中文，大二时，开始上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超越时空的感情和思想让她逐渐喜欢上丰富的古典学术课程。
在老师和学生人数差不多的中文系，师生关系亲密而随便，林文月常常是个不速之客，不打招呼就按响台静农家的门铃，等待胖胖的老师走下高高的台阶来开门。那时，同学间流传：要做台静农的入门弟子，得先学会喝酒抽烟。果然。每次拜访，台静农总会给她倒上一杯威士忌或白兰地，说：“来，你也来喝一点吧。”
中文系像个温暖的大家庭，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家庭都了如指掌，在年轻的学生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时，及时给予适当的指引。大三时，林文月写了一篇农村背景的小说给台静农看，两天后，她满怀希望去听取意见，台静农直截了当告诉她：“内容构想都不错，只是里面的村夫村妇都像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她猛然醒悟，自己生活顺遂，对生活没有深刻的感悟，而这，正是写小说的致命伤。
台静农建议她多写散文，要求她改掉文笔华丽的毛病，往平实的方向努力。知道她有日文功底，又鼓励她从事外国文学翻译，“要珍惜既有的能力，不断上进”。适逢东方出版社计划出版成套的世界名著及名人传记供少年阅读，因部分来源为日本读物，林文月受邀参加翻译，经她译出的，有《圣女贞德》《南丁格尔》等，这些小说都是她少年时读过的，译起来驾轻就熟，“那些经验，实在是我日后译注日本古典文学的重要奠基训练”。
在《诗经》《楚辞》的浸润下，四年本科愉快地读完了，林文月并未想要去做学术，只想着“留校做个助教就挺好”。台静农知道后却急了，他特意请来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催着林文月去报考研究生班。“很多人已经在准备了，我什么都没做，真的来不及了。”当时的林文月正在恋爱，她不得不对男友下命令：“这两个星期你别来找我，我必须拼命准备考试。”
“我向来无大志，多半是命运决定了我，而且是在我未选择之前，命运就选择了我。”在两位师长“逼迫”下，林文月不负厚望，研究生顺利考取。选择研究题目时，指导教授郑骞看她那天穿的是黑衫，外罩一件织锦缎的褂子，有谢灵运诗的华丽，“你就做谢诗研究吧。”一句戏言，让她成为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的异代知己，从此走上研究六朝文学的学术之路，并开始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古典文学论文。
研二时，命运再次选择了她。著名的语言学者董同龢开了一门新鲜的课，同学们都很好奇，但风闻董先生以严厉著称，人人裹足不前，台静农眼看那么好的课无人选，便指定林文月去登记。战战兢兢去上课，这才发现，董先生并没有想像的严厉，当年轻气盛的林文月写了一篇读书心得，不客气地批评他让精读的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中国文学》时，他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欣赏，并替她投稿到《清华学报》刊出。
多年后，林文月访问哈佛大学时见到已经退休的海陶玮教授，教授淡淡地说：“我读过你批评我的那篇文章，那是我年轻时写的书。”林文月赶忙谦逊地回答：“那时，我也很年轻。”
台大中文系的七年，学识之外，老师们的胸襟和远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林文月，后来，当被问到“你还懊恼读中文系吗？”她坚定地回答：“绝没有后悔！”
讲台上与厨房里
研究生毕业后，林文月留校任教，那时，男友郭豫伦已升级为丈夫。郭豫伦是林文月大嫂的弟弟，他才华横溢，是台湾“五月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林文月上高中时，他们便相识了，有一年中秋节，她说要跟家人一起过节，送她回家的路上，他幽幽地说：“我都没有家人。”林文月在心里下了决心：“明年中秋节，我要给他一个家。”
岂料这段感情遭到父母的阻挠，后来，还是舅舅见到郭豫伦后，劝林文月的母亲：“阿姊，我看这个年轻人，除了穷一点，也没什么不好，他们既然相爱，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天底下的美人很多，但如林老师一般，无人不以为其美的，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作为台大著名的校花，林文月高雅秀丽才情出众，而其用情之专只能令仰慕者们知难而退。她是众多人心中的女神，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傅伟勋教授重会林文月时，七十多岁的老人仍然会紧张得双手发抖。
婚后，无拘无束的小家庭成为文艺圈的朋友们乐于造访的地方，“我们的客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家可以高谈阔论、抬杠子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却又无碍友谊的场所。”这便是有名的“礼拜五会”，后来，那些参加清谈聚会的朋友大多成为台湾文化界的鼎鼎大名者。
“作为一个女人，料理家人三餐，应是分内之事”，25岁之前，连厨房都未进过的林文月开始学习厨艺，第一次下厨，炉火都未生着，第一次请老师吃饭，鱼皮掉了，排骨太硬，但这并未影响她对烹调的热爱，每做出一道佳肴，赢得家人和友人赞赏，就非常有成就感。好客的她开始在家里经常举办沙龙式的聚会，以好厨艺款待朋友，台静农、林海音、齐邦媛等文人们竞相捧场，她的家宴成为一道人文风景，成就了后来的《饮膳札记》。
是主妇，也是教员。在讲台上，她继承师长们“开放的胸襟、自由的探究”之治学精神，逼迫自己和学生们共同进步。那时，班上有一位学生，是个大她二十岁的退役军人，每次上课，她都很紧张，生怕有什么问题无法应对，只好更多地跑图书馆，花更长时间备课，渐至从容。
除了学识，她也努力教给学生做人之道。比如守时。她从不迟到，从不无故缺席，有一次，台风兼大雨呼啸而至，犹豫间，她想到，“只要有一个学生出席，我就不能迟到。”令她感动的是，当她准时进入教室时，班上的学生来了一大半，而那时，台大校风比较自由，老师几乎不点名，学生们只是笃定，林老师一定会来。
随着儿女出生，生活变得忙碌，主妇与教员常常会起冲突，有时全心全意改卷子，厨房里飘过来的肉味由香到焦，也分辨不出来；有时一边做家务，一边改卷子，也难免会出错。无法分心照顾孩子们时，“台公公台奶奶”的家就成了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台静农家的猫就是他们的玩伴。
延续了老师们的传统，林文月也经常请学生们来家里吃饭聊天，教学和育儿打断了她的创作之路，长达十年之久。
硬着头皮译《源氏物语》
196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林文月接到系主任屈万里的电话，说中文系争取到国科会给予同仁至日本访问研究一年的机会，访问者需具备两个条件：通晓日语，年龄小于四十岁，请她考虑。那年林文月三十六岁，任中文系副教授，正合条件，可是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年级，一个还在幼稚园，怎么走得开？
放下电话，她摇醒还在睡觉的郭豫伦，郭豫伦说：“快去答应，这么好的机会，不去可惜，家里有我。”在先生支持下，林文月只身赴日。走之前，林海音邀请她为自己办的《纯文学》杂志写稿：“写点儿比较轻松有趣的文章嘛，别总是老气横秋的论文！”
没有孩子、家务、教学之累，专业研修之外，林文月遍访京都古刹名寺、书店、料理店，体悟千年古都的文化遗存、风俗人情，她重拾起散文创作，陆续写成游记，一篇篇寄回台湾，发表后深受欢迎，后结集出版为第一部散文集——《京都一年》。那时，能出国的台湾人还很少，她的文章一度成为去日本的出行指南。在台大侧重文化传承、不鼓励创作的风气下，这本书，成为林文月散文创作的不俗起步。
撰写自序时，她说：“庆幸自己选择了京都这个罗曼蒂克的古城，她四季有那样多的风貌，终年有那样丰盛的节目。我不会摄影，只能将眼睛所看见的，心中所感受的，收入笔底。我走出房间去捕捉京都的美好，却发现她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少妇，接触越多，越体会到她的可爱，使人深深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