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后世诸多文献都对鄂君子皙的故事进行了探讨，因为这首诗明显是首爱情诗，而越人船夫明显是个男子，更何况庄辛对襄成君的确有同性方面的倾向，他用鄂君子晳的故事来说服襄成君，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了。不过对于当时民风开放的越族来说，爱情本就是不分男女的事情，一见倾心了，自然是可以直白的表达爱慕之情，那时的南方民族越族还没受华夏文化的感染，素来不讲尊卑，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好，没有中原礼俗里要求甚严的男女大防，男男间的感情也不是那么惊世骇俗的。
当时的越族人民，男男间、男女间向来是行歌坐月，自由交往，不受世俗里众多规则的束缚与制约，哪怕在现在的我们看来都十分不能接受的"野合"行为于他们来说也再正常不过。而后来的楚文化其实也吸收了诸多的越文化因子，在理性思维的约束之下，也呈现了一种奔放、自由而强烈的情感，所以楚文化向来是浪漫与现实的高度结合，如浪漫主义诗篇《楚辞》，又如现实主义诗篇《诗经》。
"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同床共枕，这种举动其实是很暧昧的，纵然那是越族的习俗，试想若两个人没有对彼此产生爱情，何必有这样于楚国人礼仪不合的举动呢？显然船夫不是一个谄媚之人，否则也不会受到鄂君子晳的拥护。但男男之间的爱情在礼法森严的古代是不被世人所容的，哪怕在今天，依旧有许多人不能够接受，所以在后世大多将其解读成男女之间的爱情。
梁启超就曾云："《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棹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拥楫而歌……"这种性向的解释许多人都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梁启超对故事的语境避而不谈，但这其实很正常，近代的中国人即使开始了思想解放，也断然不能接受这种超越世俗的情感。更早的时候，譬如朱熹，就对这首诗大为赞赏，但在最后却又说："其义鄙亵不足言"，他没有说怎样的"鄙亵"，但对于朱熹这种讲究男尊女卑的理学家来说，同性的感情显然是可耻的，故而一句话带过，但其义却是耐人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