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 唐玄宗禅地祇玉册拓本（原文中为图4<右>）
汉武帝虽然也“尽罢诸儒不用”，且“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但因其首封是在继位三十年之后，准备时间长，登顶前曾“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31]。”且“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而后又多次再封，计五封泰山。只要武帝不事必亲躬不委他人，再秘也会为人所知，故对后世实际影响最大。于是，再过一百六十余年之后，东汉光武帝可“求元封时封禅故事，以封禅所施用”[32]，乃至唐代仍旧“依汉武故事”而议。[33]
关于封禅礼仪的宗教派别归属，有些学者或由于他们把国家宗教看作儒教的缘故而将封禅也归属于儒教[34]。不过，笔者在从事道教科仪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倾向于从辅助帝王教化和祭祀的意义上理解儒教。儒教是传统宗法礼教的重要乃至在某种意义上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就是传统宗法礼教整体本身[35]。秦皇汉武在拟议封禅事宜时虽然都听取儒生建议，但作为行为主体，二帝都以自己的判断为准，当觉儒生建议不可用时毅然弃之。况且，现存最早直接述及“封禅”的文献《管子》也通常并不被认为属于儒家，而《论语》、《孟子》、《荀子》，以及虽为儒家所特别尊崇但如同传统宗法礼教一样未必专属儒家的《三礼》，却都未直接言及“封禅”。其实，儒者也只是以帝王为最高宗教领袖和祭司的政教一体传统宗法礼教的祭祀助理。他们可能是最主要的助祭，但也并未全部包揽。儒者，或正因为离作为最高主祭和最高权力中心的帝王太近，以及他们自己的思想倾向使然，反而既没建立起独立宗教组织，也未在终极信仰的建构上突破传统宗教。从中国古代社会未曾有过真正政教分离，以及从来没有出现过教权超过王权或政权的历史事实来看，也可看作实质上是政教合一宗法性国家宗教统摄着其他思想或宗教，相对于犹太、基督、伊斯兰等一神教，堪称一王教。儒家之外的其他传统思想和传统宗教成分，在受到儒者的排挤之后稍微远离了权力中心，但可能也正由于此，才得以逐渐汇聚到了在理论上相比儒家较多突破或超越传统的道家的旗号之下，组成了道教。当然，道教虽有其相对独立性，但仍对传统宗教有着较多的继承，继续同帝王保持着合作关系，依然是帝王治世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安身立命之宗教依托。这些，大概也是后成之道教投龙简仪能够跻身国家祭祀礼仪的深厚传统基础。
自《史记》发端之正史，唯有太史公的《史记》在《礼书》之外另设《封禅书》，而其他皆将“封禅”纳于一般《礼仪/乐志》或《郊/祭祀志》之类的史志之中[36]。这种现象可能也说明，汉武帝之后的儒者才逐渐接受了他们原本并不重视也不太了解的封禅这一传统祭祀礼仪。也许可以这么说：封禅，是君王重视但作为助祭的儒者并不熟悉的祭祀礼仪，其原因或由于做主祭的君王在封禅的一些主要环节秘密行持[37]，并不为助祭（儒者或其他随从）所（完全）知晓。似乎这也说明，武帝所谓独尊儒术，只是在百家争鸣之后确认以儒家为常任助祭，但可随时根据需要让其他各家加盟，或根本不用助祭。《史记·封禅书》所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而颇采儒术以文之。”其中一个“采”字，直接表明君王是主祭，各家均为助祭，主祭因需选择性的采用助祭；至于“文”，似乎说明，对于封禅，儒术只是装饰，似锦上之花，而非作为基底的锦本身[38]。不论帝王们以何种心态或目的封禅或从事其他宗教祭祀活动，对他们作为祭主的这些心态或目的，儒者或其他各家都不能决定而只能影响，帝王们并不简单依照某一家一派的意愿行事。《封禅书》中有关秦始皇“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之礼封禅，和汉武帝“封泰山……如郊祠太一之礼”的记述，在清晰表明秦皇汉武帝封泰山所用之礼非儒家所重之祭祀昊天上帝之礼的同时，也明确肯定（国家）祭祀天神礼仪并非唯一,甚至还可能是族人天道信仰意识有而模糊且不甚强烈的例证。一系列事实表明，虽有“独尊儒术”之说，但族人从来都不认为通神或通天方式是唯一的。这，正是道教祭祀礼仪可能被帝王选中的基本前提。
古往今来，多数帝王都没有举行封禅之仪，这恐怕除了管仲对齐桓公所说条件或帝王所处时代的财力之类的因素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未见有封禅灵验的确凿事实。这，可能也是导致投龙简仪等更为便捷，而且可能被认为更加可靠向神送达愿望的祭祀礼仪出现的最重要原因。
在祭天之外，作为典型的自然崇拜之表现，祭祀山川，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亲自到山川所在地致祭，称作“就祭”。《仪礼·觐礼》中有：“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郑玄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则是谓王巡守及诸侯之盟祭也。”另一种是在城郊等处设立致祭远处名山大川的祭坛，遥望其致祭对象（不一定在可视范围内）方向进行祭祀，就叫“望祭”。如《仪礼·觐礼第十》所述：“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也就是望祭四渎与山川丘陵。当然，对日月星，只能望祭。《春秋左传·宣公三年》曰：“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也有“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之说。可见，在通常祭祀中，望祭山川只是郊祭的附属或细节，为郊祭之配祭，不祭（最高之）天而直接望祭（天下）山川则不合礼制。关于山川之祭法，《周礼·春官宗伯》曰：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王晋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执三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诸侯相见，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缫皆二采一就，以眺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
图5 红山文化玉龙 （ 原文中为图5<左>）
图5 良渚文化玉璧 （ 原文中为图5<中>）
图5 良渚文化玉琮 （ 原文中为图5<右>）
可见山川祭祀有牌位，用牺牲、玉器等。其中玉器，尤受重视，广泛分布的出土上古玉器（图5，依次为红山文化玉龙、良渚文化玉璧和玉琮），显示华夏先民有着广泛而源远流长的玉崇拜传统。[39]但是，这里的“狸沈”大概只有就祭时才可实行。对这些，投龙简仪等道教礼仪多有损益承袭。
古人认为山川能兴风生云、藏鬼致病、阻敌御寇、见证人世等等，故往往会有消灾除疾、舞雩祈雨以及盟誓见证等非常祭祀活动。如汉武帝元封初年亲临自元光初溃决达24年之久的黄河瓠子决口处，“沉白马玉璧于河”以祭河神[40]也属非常祭祀。“山盟海誓”，这一成语更生动地说明着类似现象在中国的悠久传统和广泛群众基础。[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