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6 秦诅楚文石刻拓本
图7 秦骃祷病玉版甲正面
与前述汉武帝封禅时在泰山之巅封有告天玉牒相类似，祭祀山川也有投埋告文的，如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土的春秋末年晋盟书、北宋时期出土的“诅楚文”（图6）[42]以及秦骃祷病玉版（图7）[43]等。特别是秦骃祷病玉版铭文中有“骃敢以介圭、吉璧吉纽，以告于华太山。”即其中至少有简（版，及所刻铭文）、璧、钮（纽）皆已同后世投龙简礼器与告文非常相似。
传统祭祀中常见的“简”（或版，或由其串联而成之册），其原型为用于书写的竹板或木板。用于传递信息时也就是书信，至今也还有书简之说。“简”，作为祭祀礼器，也就是给神灵的书信。其材质，为显恭敬或虔诚，以玉质（图4、7、21－23）为上，也有金（图10）、银（图16－18）、铜（图11）之类贵金属的，还有其他材质的。投埋简册，向神祈福，古已有之，封禅（图4）祷病（图7）皆用，道教继承。投龙简仪中的简是给神的书信。给天神送书信，也就是通天。投山简以告天，堪称代祭版或“函祭”版之封禅。道教投龙简仪成为国家礼仪，可以说是道教在“通天权”竞争中获胜的标志[44]。
秦骃祷病玉版铭文中提到的“吉纽”，其作为宗教礼器，当系表2所示道教投龙简仪（金）钮（图20下）之原型。亦即，金钮用作道教祭祀礼仪之投龙简仪的礼器之一，并非道教原创，而是承古新用。金钮所代之歃血，其来源当属血崇拜。血崇拜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由来更加久远。特别是在汉语中有“血浓于水”这一古谚流传至今，乃至被官方用以强调民族团结，显示着血崇拜深入族人骨髓。据此，道教以象征歃血之钮作为投龙简仪礼器，大致可理解为对以血崇拜为基础的歃血结盟礼仪的承袭和变通性应用，以企同神歃血为盟，同血脉、共命运。中国传统的宗法制，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也是血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45]道教投龙简仪只是以金钮象征歃血（可能在秦骃祷病玉版投埋时已经开始），而不实际*生，或为中国祭祀礼仪的一大进步。
现存最早的关于帝王祭祀泰山及其他山川的文献记载见于《尚书·舜典》：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46]
其中“至于岱宗，柴”就是燔祭昊天（上帝）并以泰山配祭，对泰山也是就祭。同时按序祭祀其他名山大川，则是望祭。司马迁作《史记·封禅书》与班固作《汉书·郊祀志》均援引上文。《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中》述及汉代诸帝有关封禅事，或言“巡狩”，或言“封禅”，或合称为“封禅巡狩”。[47]对此类说法，詹鄞鑫先生认为“从本质上说，封禅乃是帝王巡狩四方而祭天地于当方之岳，原先并不是很神秘的事。巡狩制度的起源很古，当在舜时。巡狩而封禅于泰山也不迟于春秋。”[48]《春秋公羊传·隐公八年》有：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宛者何？郑之微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
之记载。先秦文献多以“有事”（或“用事”）某山言致祭某山，至于“有事于泰山”实为泰山封禅，故汉武帝首封泰山后也曾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史记·封禅书》）
又如《舜典》所述“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可见，泰山同其他各岳相比，并无特别之处，只因在东方而排在帝王巡狩第一方位。而且，“古者天子”封禅可能既没多大排场，也没传说的那么神秘。或确如詹鄞鑫先生所言：“由于偶然原因，秦始皇和秦二世东巡之后，来不及南巡北巡就面临灭顶之灾，自然也就不存在南岳封禅之事了。后世帝王秉承秦汉之礼，通常也只封禅于泰山。”[49]至于未见《舜典》述及的中岳，则可能因近天子而被常祀，以至被略其记。那么，武则天封禅中岳嵩山，与其说是破例，毋宁说是遵从古制，接续此前和高宗一起的泰山之封。
另外，除山川祭祀分就祭与望祭两种方式之外，各种祭祀还有祭主是亲临祭坛致祭抑或是委托他人代理致祭的“亲祭”与“代祭”之分。可委托他人致祭的代祭，因种种原因，难以事必躬亲的帝王常为之。[50]
至此，以告天之封禅为主线，兼及山川祭祀乃至诅咒祷病等杂祀，考察了可能为后世道教投龙简仪形成之原型的传统祭祀方式，投璧埋简，贯穿始终，特别是高规格的帝王或国家祭祀，玉简（册）玉璧不可或缺，这些也都为道教所继承。
古往今来的各种祭祀都有其目的性，只要不被认定必然灵验或被认为尚需增强功效，就必然出现被认为可能更加行之有效的新祭仪。在人们（特别是帝王）这种渴望行之更加有效的祭祀礼仪的社会背景中，道士们折中天地山川祭祀的就祭与望祭，并借鉴巡狩礼仪以及代祭等致祭方式，在古代投埋简璧和早期道教“三官手书”等致祭礼仪的基础上，兼顾血发崇拜，“创造性的”加入起着信使作用的“龙”，以强化和神沟通的“可靠性”——道教投龙简仪应运而生。
三、金龙驿传，上达九天——引龙负简改造传统祭祀礼仪而形成道教投龙简仪
如前所述，投龙简仪作为东晋南北朝以来道教重要的斋醮仪式环节之一，也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宗教仪式之一。其主要行事程序是在设醮祭祀天地山川岳渎之后，将金龙玉璧或连同刻写有名刺告文的金银铜玉简牍投山埋地沉水，旨在奏告上天，招真致灵，镇伏山川。据说金简（或玉简等）玉璧是向神灵传达帝王（或其他祭主）心愿的书信和信物，金龙则是传信的驿使（参见表2）。据此，不难发现前述古已有之的封禅、山川祭祀以及诅咒或祷病之类的简册投埋，等等，已显露出道教投龙简仪之原型。下面就对这些传统祭祀礼仪向道教投龙简仪的演变过程做一简略考察。
在道教成立之初，已有据汉代以来流行的天、地、水“三官”崇拜而形成的“三官手书”投放礼仪，《三国志·魏书八·张鲁传》裴松之注引述《典略》曰：
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
这里的“手书”投放,大概是道教在偏僻的西南地区对传统的投埋简册礼仪的朴素化应用，与天、地、水“三官”信仰相结合，已显露出向道教投龙简仪发展之端倪。
唐王悬河编《三洞珠囊·卷二》之“投山水龙简品”开篇引早期道经曰：
《洞神经第十四》云：凡学长生存神明者，山仁水智，动静所依。依仁者，静而寿也；依智者，动而乐也。乐近水，寿如山。山居翫水，长生之方也。当投简送名，拜见山水之灵。灵皇帝君，佑护善人，使弘仁智，长生神仙也。八节日寅午时，朱书白槿简一枚，曰：曾孙某州郡县乡里位姓名，志求长生，移籍太清，改死录，著生符。计字满简，诣山向王烧香，发鈩再拜，读简毕，再拜长跪，青纸裹，青丝缠，再拜岩石上，勿令人见，复鈩还，勿反顾也。诣水泛舟中流，再拜讫，向王发鈩心拜，读简毕又拜，裹缠如法，以净石系之，令沈。立春为始，三年二十四过，必能降真。若公私意外一节致阙者，更从初始。数满未感，功少行麤，更勤立功，精谨修之。久久神降，自知吉凶，幽显了然，道成乃止也。
显然所述为八节日投山水二简之仪[51]，“发炉”、“复炉”俱备，从仪节看，已非常接近投龙简仪，但尚未见“以龙负简”，“龙”、“简”关系不明，能否称作投龙简仪尚可存疑。紧接着，又引经道：
《赤书玉诀上》云：元始灵宝告水帝，削除罪简。上法曰：灵宝黄帝先生，某甲年如干岁某月某日生，愿神愿仙，长生不死，三元同存。九府水帝、十二河源、江海淮济溟灵大神，乞削罪名，上闻九天，请诣水府，金龙驿传。某年月朔日，子于某国土地告文。
右朱书银木简上，以青纸裹简，青丝缠之，金龙负简以投三河之渊。初用金钮九只连简沉之，后投不须。三过都止，投简当于清泠之渊，北向叩齿三通，读简竟祝曰：
元始五老上帝高尊、十方至真、太华灵仙，赤文告命，无幽不开，上御九天，请下玉文，日月五星、北斗七元；中告五岳四方灵山，下告河海，十二水源、九府水帝、溟灵大神。今日上告，万愿开陈，请投玉简，乞削罪名，千曾万祖，九族种亲，罪相连染，及得我身，普蒙削除，绝灭种根，记名水府，言上帝前，七祖父母，去离八难，上登九天，衣饭自然，我罪释散，万神咸闻，请以金龙，关盟水官，请如所陈，金龙驿传。（随后是“山简”和“土简”相关文辞，从略）
所谓《赤书玉诀》，由名称和内容不难判定当即《道藏》所存东晋道经《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03/002），该经较完整的记载了投龙简仪，显然已经“请以金龙”“负简”“驿传”，可能也是见存最早的有关投龙简仪的记载。王悬河的这种编排，或许也是为了说明投龙简仪的形成过程。经文中的“千曾万祖，九族种亲”和“七祖父母”以及众多道经中的类似文辞，充分显示了道教的宗法文化传统。
《三洞珠囊·卷二》所提“青丝”，当同表2所列一致，其作为投龙简仪之礼器，意代“割发”，应当来自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的头发崇拜传统，孕育道教的中国也不例外，且有其独特性。儒家典籍《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显示了头发在中国传统孝道中的特别地位[52]。同时，中国古代还有在祷天祈福时削发以代牺牲表示用心恳切；妇女剪发以表坚决守志；成婚之夕，男左女右共髻束发，故称“结婚”、“结发”，如汉苏武诗云：“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疑。”显然，投龙简仪中以青丝代割发，同样是基于深厚的发崇拜传统。《尚书大传》卷二载：“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史卜曰：‘当以人为祷。’汤乃翦发断爪，自以为牲，而祷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数千里。”后遂以“翦爪”为祈雨之典实。《三国演义》第十七回中则有一个曹操因战马踩坏麦田而“割发权代首”以自罚，以至“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的故事。足见头发对国人或族人之神圣。
用“青丝”代“割发”，虽然暂未查到其作为祭祀礼器的前道教文献记载，但相关崇拜与信仰早已深入族人内心，道教用之，更显示了其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源远流长、广泛而深厚的传统基础。
在王悬河之前，还有南朝陆修静编《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也征引了《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并作注解，其文曰：
夫受灵宝券盟，既有梯首，授简修刺，必由次第，中盟大盟，皆投龙简，其后八节甲子，别投三元玉简，如此方得四时登山，修真文之事。明真玉诀并有其详，而晚学闇惰，志性浅略，遇见一科，不加精寻，率意施用，遂致矫错，亡首失尾，永不悟非。若斯之徒，常为痛心，视其沦溺，惧伤慈教，谨依旧典，撰投简文次第，复为甲乙，批注法度，以启昧者之怀，自为门人成轨，岂苟施悠悠者哉。
真一自然经诀曰：弟子受书后，投金环[53]十口，告于十方，为不泄之誓，并十口奉师，放金龙，并于清泠之渊，求登仙之信矣。
此科是初受灵宝度自然券宫经，竟校当五过定重拜，黄缯章付经，名曰中盟，应投此一龙，以十口镮合龙，青丝缠简，投之清渊，简文依玉诀，告水官，法文如左。
明真科：三天受灵宝真文十部妙经，以金龙三枚，投水府灵山所住宅合三处，为学仙之信，不投此，三官拘人命籍，求乞不达。
此科是登坛大盟，佩真文赤书，二镮策杖之日，当以金龙三枚，金环二十七只，投山水宅三处，告盟三官，简文依玉诀如左。
玉诀曰：当以八节甲子之日，投三元玉简，除宿罪簿，言名上天，事事三过，诸天三官，更相嘱记，上天右别，万神敬护，千魔不干。
此科是大盟后投山水所住宅三处，处三过止，初一过处用一龙九只钮，后二过但用龙不须钮，合九简九龙二十七双钮。经云：以八节甲子者，总举大意耳，投此简要当以吉辰，不得用他日，若不值八节，别用甲子。
由其中文词可知，经中所述投龙简旨在强化所“受灵宝券盟”之“盟约”，斋主为教团内部受经者，似不同于金箓斋或黄箓斋投龙简仪，但很可能是这二者的教团内部基础与行持形式，而其中《明真科》当指《道藏》所存成立于东晋的《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03/022）。在该经中，上述引文之后还有“法依玉诀之文，有违考属地官九都曹”，即，《明真科》有关投龙仪的记述也依据《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对投龙简仪的这些基本认识，在唐末杜光庭删定的《太上黄箓斋仪》之“投龙璧仪”，和宋留用光传授蒋叔舆编撰的《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释投龙简”中都有所传承。
另外，成立于东晋的《洞真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众经》卷下（01/034）之“封金简玉札五岳上法”曰：
太上常以正月一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一年三遣玉晨元皇、太极真人、领仙玉郎，诣东华青宫，校定真仙簿箓。其有金简玉名者，即言奏三元，随学深浅，玉童玉女防卫其身。若有漏泄，轻真慢法，为玉童所奏，虽有金简，即被除移名鬼官，身被风刀之拷，七玄之祖运蒙山之石，填积夜之河。
凡积学之士，每以其日，当夷心寂室，清斋静念，散香左右，朱书金简八通，紫绳结篇，以奏高上玉皇、东华青宫；玉札八枚，以奏三元。
……
都毕，以简札埋于所属岳，令玉皇篇在北，三元篇在西，青宫篇在东，入土三尺，坚筑其上。埋毕，北向伏地，叩齿九通，又呪曰：
名奏玉格，箓字上清，金简玉札，结篇皇庭，高上玄遐，三元幽冥，真官来降，谨关有灵，封简神岳，箓奏三清，列上东华，着我玉名，得乘玄舆，飞霞緑軿，上造三元，腾身帝晨。
讫，起再拜。
似与投龙简仪差别较大，但《无上秘要·卷四十一》（28/001）之“投简品”和“奏简文品”大段著录有关内容之后，又据《洞玄玉诀上经》（即《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上卷，03/002）和《元始灵宝告五岳灵山除罪求仙上经》（未见于《道藏》）著录了投龙简仪，可以推定，《无上秘要》编著者认为，《洞真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众经》卷下所述投简仪，也是投龙简仪的来源或形成脉络中的一种流变。
如上所述，从历史上看，虽然第一次投龙简仪具体实行于何时何地难以精确考定，但由上引道教文献可知，东晋南朝时期江东地区新出的上清经、灵宝经等经书中已开始出现投龙简仪式。亦即，可以推定，投龙简仪至迟成立于东晋末期，当时主要是作为灵宝金箓斋法或上清河图醮仪之附属[54]。特别是陆修静编撰《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时已有多部道经述及投龙简仪，这说明该仪式在当时已相当流行，同时期著名文人沈约（441－513）的《华山馆为国家营功德诗》更反映这一点，诗云：
沐芳祷灵岳，稽首恭上玄。帝昔祈万寿，臣今请亿年。
丹方缄洞府，河清时一传。锦书飞云字，玉简黄金编。
该诗虽未直言投龙简，但据笔者以重点符号标出的词语和标题中的“为国家营功德”，所言当为国家投简仪式。沈约的在世时间与陆修静（406－477）基本相当，但晚三十多年。既然如前文所考，投龙简仪早在陆修静之前已成立，再据诗中“传”“玉简黄金编”等语，那么，可推定沈约诗所涉投简仪很可能就是“以龙负简”的投龙简仪，亦即很可能至迟在沈约作该诗之时投龙简仪已经成为国家祭祀礼仪。
另一方面，从信众意识的视角来看，埋简投书、歃血割发，古已有之，道教承继，不乏信者，但或因缺少灵验事例，或因其投埋方式之简略而缺少神秘或神圣感，所愿能否确达神处，定有疑者。故，若简单沿用，难以显示道教与传统宗教之区别，难以让道教作一个独立宗教吸引信众以显示其存在价值。
图8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彩绘“驿使图”（左）和印有该图案的当今中国邮政储银行蓄卡（右）
驿传制度的成熟完备，大概也是投龙简仪形成并盛行的重要现实社会基础。中国驿传制度开创于殷商，以后代代相承，并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甲骨文里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