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即取象于驿车。经上千年发展，至秦汉统一基本完备，深入人心（图8）。广见于道书所载或考古发现投龙简仪告文例行用语“金龙驿传”，或同其他词组合使用之“驿传”足为其证。
大概就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中，某个或某些道士受到官方驿马传书启发，联想到了传说中可上天钻地入水、神通广大且在数千年前就已被认为可作通天通神之全能交通工具，并传曾迎黄帝成仙升天的龙（如图1、2、5、9）[55]，或可充当信使，承担向神灵传递祈愿书简之使命。于是，如同世俗地方官员通过驿站系统向皇帝呈报奏章一样，有了道士“以龙负简”（图20、23）、“传书神灵”之创意，并行之于宗教实践，形成了道教投龙简仪。
图9 辽宁阜新查海前红山文化龙形堆塑
投龙简仪本身虽然并非帝王才能行用，但是，一种新的祭祀礼仪能否得到帝王 认可并行用，对该礼仪本身乃至其所属宗教整体都有着重要影响。自春秋开始的诸子蜂起与百家争鸣，实际上，从世俗方面来讲，是各家学派对辅助帝王教化百姓统领天下的优越地位的竞争；从宗教视角来看，是各家（后为各教派）对辅助帝王通神或通天的优先权的竞争，这种竞争也是天道信仰的一种表现。因此，既然道教本身在同儒家竞争辅助帝王通神或通天的优先权的过程中诞生，那么 道教的每一种祭祀礼仪也都可能同既有祭祀礼仪形成竞争[56]关系 。道教早期的“三官手书”源自传统的投埋简册致祭礼仪，且为其质朴化，在偏僻的巴蜀民间或可流行，虽含有祭天（或通天）因素，但恐难以吸引王侯上宰。在悠久的玉石（或广义的美石）崇拜、龙崇拜以及金崇拜、血崇拜和发崇拜文化传统中，在驿传制度的成熟完善、深入民心的社会背景下，基于“金龙负简、传书三官”创意的投龙简仪的出现，自然为之一新，并迅速受到帝王青睐。而且，由于其所需礼器之珍贵，投放地之讲究，并非专为帝王而制定的投龙简仪，实际上也就逐渐成了帝王以个人或国家名义行用为主的道教祭祀礼仪[57]。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可以说，道教投龙简仪在道教确立和保持其作为儒道佛并列三教之一流传于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道教投龙简仪作为国家重要日常祭祀的兴盛与发展从唐宋及至元明，留下的重要文物，道士奉敕为帝王祭祀山水投龙的记载屡见于历代碑刻或文献，从清末至今不断发现刻有相关告文的历代龙简实物。
图10 武则天乞除罪投龙金简
就唐代而言，著名的有1982年5月于河南登封嵩山峻极峰的“武则天中岳乞除罪投龙金简”（图10）[58]，其简文曰：
上言：大周圀主武瞾，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瞾罪名。
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据简上铭文所示“瞾”（曌，照）、“圀”（国）等武则天所造文字，当确系她在位期间 所投。其投告年份庚子年，当系她称帝后的第十年圣历三年和久视元年（700）相交之年。投告日七月七日[59]，正合前引《洞真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众经》卷下之“封金简玉札五岳上法”所言。不过，虽然有“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之说，但是，武则天这通拟送达天庭之山简显然是希望除罪的。三简所祈，各异？相同？不得而知。再者，虽然可以判定这通金简确系身为皇帝的武则天所投，但从告文和史书无记载来看，可推定此乃武则天个人行为，而非国家祭祀。同时显示，帝王也存在对死亡的恐惧，也敬畏天道，对天神也是认罪的。
还有大量山东泰山东南麓王母池唐岱岳观碑等，特别是《道家金石略》[60]载：
岱岳观碑（三）：大周天授二年（691）岁次辛卯二月癸卯朔十日壬子、金台观主中岳先生马元贞，将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奉圣神皇帝敕，缘大周革命，令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元贞于此东岳行道，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奉敕敬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永此岱岳观中供养。
祇承官宣德郎行兖州都督府仓曹参军事李叔度。
马元贞孔庙题记：天授二年（691）二月廿三日，金台观主马元贞，弟子杨景□、郭希玄，奉敕于东岳作功德，便谒孔夫子之庙，题石记之。内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宣德郎行兖州都督府仓曹参军事李叔度。
表明武则天所遣道士代投龙简的同时，不仅兼造道教神像，而且甚至顺便祭祀儒家祖师孔子，充分显示了道士代理帝王致祭的作用。据《道家金石略·岱岳观碑》，唐代许多皇帝都常行投龙仪，且有许多官员观礼见证，其中又以武后、玄宗时期最为盛行。观礼见证官员中当不乏可能并不推崇道教之儒者，他们的参加，直接表明其作为以皇帝为最高祭司的国家宗教助祭的地位。
图11 唐玄宗祈福投龙铜简拓片
清道光年间，在湖南衡山发现“唐玄宗南岳投龙铜简”（图11，今藏贵州省博物馆），从该简照片来看，正面铭文笔迹雄浑，其文五行如下：
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降诞，夙好道真，愿蒙神仙长生之法。谨依上清灵文，投刺紫盖仙洞。位忝君临，不获朝拜，谨令道士孙智凉赍信简以闻。惟金龙驿传。
太岁戊寅六月戊戌朔廿七日甲子告文
由简文中“太岁戊寅”，可确定该简系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廿六年（738）所投。据告文，大概这也只是身为当时皇帝的李隆基个人为求“长生之法”，而非国家祭祀。
《唐会要》卷五十载开元二十四年（736）敕曰：“每年春季，镇金龙王殿功德事毕，合献投山水龙璧，出日，宜差散官给驿送，合投州县便取当处送出，准式投告。”此敕文所言投龙“准式”，当属由官方修订的投龙仪范，虽不见于明《道藏》等传世文献，但在敦煌遗书中已发现两件残抄本，分别为：
P.2354（图12）：首尾均残损，无卷题。楷书精美。残存经文53行。内容为投龙章醮仪式，仅存卷首部分。其法事程序是据早期正一派“三五醮仪”改编。[61]
图12敦煌遗书P.2354首部
BD14841E（图13）：首缺尾残，无标题。存经文27行。前17行文字见于P.2354抄本第38至末行；后12行不见于P.2354抄本。其中称：“奉为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投告龙壁简辞”云云。可知此件系唐开元年间官方道经抄本。此件由恩师王卡先生发现并同P.2354缀合。[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