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论衡》之前，我们不妨先从一张书单说起。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向来不爱给青年们开古书书单，甚至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他却难得地破过一次例。
1930年秋，鲁迅挚友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考上了清华大学国文系，鲁迅作为许世瑛的启蒙老师，便特意为他开出一张应读文学书书单，列书十二种，其中就有《论衡》。
那么，这部书究竟有什么魅力，竟让鲁迅先生也主动成为它的“推荐官”呢？
如何进入《论衡》世界
《论衡》，东汉王充著。它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横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涉及哲学、政治、文学、美学、医学、教育学、天文学、气象学以及逻辑学等多方面内容，堪称东汉时期的百科全书。它体量庞大、卷帙浩繁，今本《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第四十四篇《招致》有目无文，实存八十四篇，二十余万字。
王充为什么要写《论衡》？对于《论衡》这样一部大书，我们应该如何进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衡》从王充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给出了提示：“（王充）盖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言多激。”顺着这一思路，结合《论衡·自纪》以及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我们不妨先从王充生平讲起，理解他为什么“内伤时命之坎坷”。
王充：祖上不德
仕宦不遇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他自称祖籍原为魏郡元城，因祖辈从军有功，起初被封在会稽阳亭。但一年之间，爵土尽失，便在阳亭落户为农。他的世祖好勇斗狠，年成不好时，甚至拦路抢劫，多所*伤，结怨甚多。又逢世道动荡，王家害怕仇人报复，于是王充的祖父王汎便举家迁往钱塘，做些买卖度日。王汎生子二人，长子王蒙，少子王诵。王诵正是王充之父。或许是将门遗风，王蒙、王诵同样好勇斗狠，又与丁伯等豪强结怨，不得已举家又迁往上虞。
王充出生于建武三年（27）。与祖辈不同，他从小性格沉稳内敛，小时候便对掩雀、捕蝉等儿童游戏兴趣不大，反而爱好读书学习。他六岁学写字，八岁入书馆，约十七八岁时，便学成离乡，游学京师洛阳，入太学深造，并拜有“通儒上才”之称的班彪为师，学习《论语》《尚书》等儒家典籍。当时王充还见到班彪长子、年方十三的班固，并向老师预言，班固日后“必记汉事”。
王充读书学习，“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他没钱买书，便常在洛阳集市上晃荡，翻阅集市所卖之书。得亏他记忆超群，往往“一见辄能诵忆”，在东看一本、西翻一册的“窃读”之下，王充“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王充画像
学习既要输入，更要输出。王充还“好论说”，经常输出许多新观点，大家听了之后，一开始都觉得诡异，但最终会认为他说得在理。
建武二十八或二十九年（52或53），班彪离开洛阳，赴望都县任长官；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于任上。王充也很可能在这前后结束游学，开始四处仕宦，这也是他“时命坎坷”的开端。
东汉是豪强地主政权，世家大族垄断了政治资源。偏偏王家又多与豪强结怨，而且王充又在很小的时候成了孤儿，是不折不扣的“细族孤门”。这也导致他在州郡则无人举荐，在朝中则无奥援。所以王充始终在州、郡、县等地和都尉府等官署之间打转，只是担任掾功曹、五官掾、从事等辅佐性质的官吏。
终于，他在郡中任功曹时，因多次谏诤，不合上司意旨，干脆辞职回乡，隐居教书，并开始撰著《论衡》。他在书中自嘲道：“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涉世落魄，仕数黜斥，材未练于事，力未尽于职，故徒幽思属文，著记美言，何补于身？”因此，感叹命运不济，仕宦不遇，正是他撰著《论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写好《论衡》，王充不仅“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还在“户牖墙壁各置刀笔”，以便随时随地记录灵感、润色文章，写作态度极其认真。
元和三年（86），王充被刺史董勤辟为从事，协助董刺史监察丹阳、九江、庐江三郡，后转治中。但王充深感“材小任大，职在剌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热爱写作的他便于章和二年（88）自请免职，再度返乡，重拾刀笔，完善《论衡》。
王充晚年，年老体衰，他便“裁节嗜欲，颐神自守”。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他，汉章帝刘炟还特以公车征召，但王充却因病无法成行。没过多久，年逾古稀的王充病逝于家，时为永元年间（约100前后）。
王充一生勤于著述，共有四部得意之作，除《论衡》以外，还有《政务》（篇数未知）、《讥俗节义》和他晚年所作的《养性书》，但这三部书均已失传。王充虽然时命坎坷，仕宦不遇，而且祖上失德，但他却凭着著书立说，成就自我，重振家声，名传千古。正如他自己所说“祖浊裔清，不牓奇人”（牓通妨）。他以名山事业向人们有力地证明“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血统论乃世俗之偏见。
《论衡》（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
时代：虚伪失真 迷信成风
我们再来看王充与他生活的东汉时代，究竟东汉“虚伪”在哪，以至于王充会“外疾世俗之虚伪”？
原来，东汉朝廷笃信“天人感应”学说。该学说最初由西汉董仲舒提出。所谓天人感应，便是相信天意与人事能交相感应，上天以祥瑞或灾异预示人事吉凶，而人的意志与行为又能改变天意。汉武帝为了神化专制王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便采纳了这套神学色彩异常浓厚的学说，成为西汉乃至东汉一脉相承的官方思想。
西汉末年，谶纬并起，符命盛行，与天人感应合流，形成一股席卷全国的迷信之风。此时的王莽野心勃勃，图谋篡汉，便一心迎合，频频伪造谶纬符命，以证汉德已衰，自己才是天命所归。凭此王莽最终成功篡汉，是为新莽。
新莽后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各方割据势力纷纷依样画瓢，同样以谶纬符命证明只有自己才是真命天子。比如，汉光武帝刘秀一方面对“刘秀当为天子”等谶语暗中欢喜，另一方面又与割据蜀地的公孙述紧张地争夺“代汉者当涂高”“龙兴之瑞”等谶纬符命的解释权。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迷信之风。王充正是成长于东汉政权初建之时，对这些骗人的把戏可谓是耳熟能详，深谙其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开国皇帝喜好谶纬，朝廷官员更是趋之若鹜，《后汉书·方术列传》评述道：“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显然，假如官员善说谶纬，则易得富贵；假如拒说谶纬，则易招祸事。所以终东汉一朝，许多官员和经师都崇信谶纬，甚至以谶纬附会经书、曲解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