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
流毒所及，民间更是盛行迷信。《论衡》记录的民间迷信现象数不胜数，名目繁多。如《四讳》篇便专门记录了东汉时四大忌讳。鲁迅也在他开出的书单上，于《论衡》旁加注说“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总之，东汉从庙堂至民间，从官僚至平民，无不为迷信所笼罩，而王充正是身处这样一个“虚妄失真”的迷信时代。我们再回看王充的生平，不妨思考他当年“输出”观点时，为什么大家起初会觉得“诡异”？除了“细门孤族”这一因素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他仕宦不遇？答案很简单：当愚昧成为主流，清醒就是异类；当虚妄成为常态，真实就是罪过。
所以，刺破虚妄的泡沫，展露真实的世界，让大家摆脱迷信的束缚，正是王充撰著《论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他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对作》）又再次强调：“《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
气候不齐：《论衡》内容及价值
我们还是从“内伤时命之坎坷”与“外疾世俗之虚伪”出发，把握《论衡》主要内容和思想价值。
因其“内伤时命之坎坷”，所以《论衡》的一大内容便是讨论时运、命运等“玄学”问题，集中在《论衡》开篇《逢遇》至《初禀》等十二篇文章中。
如何看待人生命运？王充持“宿命论”观点。王充认为人的命运在出娘胎时便已注定，“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命义》），所以人在命运面前是无可奈何、无法抗争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命禄》）。
王充又把命运与“骨相”等迷信联系起来，认为命运吉凶可以通过观察骨相来判断，“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 （《骨相》）。
显然，王充“宿命论”的观点，与他发愤著书、抨击迷信形成强烈的反差，体现了他思想中消极的一面。钱锺书《管锥编》也指出：“王氏书斩辟处有当风之快，而固昧处又有堕雾之闷；尝欲以‘东边日出西边雨’揣称其文境，半边之爽朗适相形而愈见馀半之阴晦尔。”对于王充“宿命论”等消极思想，我们可以报以同情之理解，但绝不可轻信轻从。
但是，半边的风雨如晦不能盖住半边的融融春光。《论衡》散发思想光芒的一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王充“外疾世俗之虚伪”，所以《论衡》核心思想和主要价值便在于“疾虚妄”三个字身上。王充以“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薄葬》）为方法，力求以实事求是破除虚妄之言，以实证有验抨击迷信之风。
《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
批评天人感应。如，针对“人君喜则温，怒则寒”（《寒温》）的天人感应学说。王充从实际经验出发，指出“寒温之变，并时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验”，又假设道：“齐、鲁接境，赏罚同时，设齐赏鲁罚，所致宜殊，当时可齐国温、鲁地寒乎？”并总结气温高低是自然现象，不随人的意识为转移，“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明矣”。
批评风俗迷信。如，当时有部叫《沐书》的书，书上提醒人们“子日沐，令人爱之；卯日沐，令人白头”（《讥日》）。针对这个“择日洗头”的迷信，王充依旧从经验出发，指出“人之所爱憎，在容貌之好丑；头发白黑，在年岁之稚老”，和哪天洗发又有什么关系呢？王充又说：“使丑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爱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发乎？”显然不可能。因此所谓“择日洗头”，荒诞不经。
洗头，莫高窟第146窟西壁
不妨反观当下。由于历法调整，有时农历会没有“立春”节气。一开始人们只是把这种年份称为“无春年”或“寡年”。后来却被人迷信地曲解为“寡妇年”，并声称这种年份不宜结婚。而今年甲辰龙年恰好是“无春年”，于是有人开始鼓吹“寡妇年”的迷信，引来不少备婚人士的恐慌，扰乱了社会秩序。两千年前的王充，便已看破“择日”的虚妄，痛批其中的愚昧。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竟然还会泛起“寡妇年”这种迷信的沉渣，难道不觉惭愧吗？可见《论衡》在今天依然很有阅读的必要。
批评谶纬符命。这集中体现在《论衡》“九虚三增”中。如《书虚》记载，当时有纬书说“孔子当泗水之葬，泗水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儒者对此深信不疑。王充却反驳道“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复之处，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与却流无以异，则泗水却流，不为神怪也”。江水倒流不过是自然现象，没有神怪之处，更是与孔子之德没有半点关系。
认为鬼神暗昧，主张薄葬。鬼神迷信也是迷信，王充在总体上持无鬼论，认为人死不能为鬼，“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既然人死不能为鬼，那么人在死后薄葬即可。他一方面批评当时厚葬之风“破家尽业，以充死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内无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薄葬》），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指向儒墨两家，指出儒家对鬼神的态度暧昧不清，又主张厚葬；墨家认为有鬼，却主张薄葬，是“自违其术”。只有在理论上坚信人死不能为鬼，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做到薄葬。
当然，对于一些难以理解的鬼神现象，王充努力地用“气”这一概念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王充认为：“鬼、阳气也，时藏时见。阳气赤，故世人尽见鬼，其色纯朱。”（《订鬼》）鲁迅在《女吊》中说：“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虽然王充不能完全彻底地批评封建迷信，但这是历史局限导致的，我们对此不能求全责备。
王充又说：“《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对作》）九《虚》三《增》，《论死》《订鬼》，是王充的得意手笔，批评迷信的精彩文字，不可不读。
通过上述，我们发现《论衡》就像是一杆秤（衡有秤的意思），“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衡量百家之说的真伪，使真者自真，伪者自伪，进而去伪存真，实现“驱民使之归实诚”的目的。而这便是《论衡》书名的含义。
由于《论衡》剑指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动摇封建王朝立朝驭民的理论基础，并试图划破笼罩其中的迷信之雾，所以它在古代长期被视作异端之书，“攻之者不绝”；但它却为中国近代以来反封建、反迷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无怪备受鲁迅先生的重视，将之列入书单，郑重地推荐给学生。
不止是谈助：《论衡》的文学价值
《论衡》既是思想巨著，又是文学名著。我们阅读《论衡》，除了能得到思想上的滋养，还能得到文学上的教益，更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论衡》在思想上是异端，在文学表达上也是独辟蹊径。王充“欲悟俗人”，所以他采取“形露易观”的修辞策略，由此形成《论衡》观点鲜明、语言朴实、行文晓畅的特点，与当时“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的赋颂文体大异其趣。如九《虚》开篇，王充一般先简要引述迷信现象，紧接着便下断语“此言虚也”“此虚言也”“虚妄之言也”，真如当头棒喝，发人深醒。
王充为了透辟说理，力破迷信，所以他采取多方论证、不避重复的修辞策略。如，针对一个迷信现象，王充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在结合大量事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因果、类比、归谬、比喻等多种论证手段反复诘难、充分论证，如同“分兵合围”，力求全方面、多角度地把迷信谬论“围而歼之”，由此形成《论衡》论例丰赡翔实，论证手段丰富多样，而且充满雄辩力量的特点。这与当时“贵约尚省”的风格大相径庭，为《论衡》招致“文重”的疵议。但王充认为：“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还是坚持宁繁勿省的修辞策略。
“三全本”《论衡》内页
无论古今中外，一篇上乘的议论文，必然是直言正论、论说透辟，具有极强的现实批判性和思想穿透力的，而《论衡》正是如此。它以其高超的议论手段、朴实的语言表达、雄健的文章风格，为我们学习议论文写作提供了典范佳例。
王充博学多才，《论衡》博大精深，在得书不易的古代，学者读《论衡》一本书，相当于连带着读了其他很多书，所以读后往往学问大进。因此在《论衡》面世之初，好比突然现世的武功秘籍，谁能得到了它，谁就能称雄学林，甚至还引来了人们争夺。东汉末年，《论衡》还没传到中原，蔡邕在吴地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论衡》，“恒秘玩以为谈助”，自己暗中学习、偷偷“内卷”。但纸包不住火，人们见蔡邕说话水平突然间大幅提高，便疑心他是得到了“异书”。有人干脆搜了蔡邕“帐中隐处”，果 然发现被他藏起来的《论衡》，便大喇喇地“抱数卷持去”。蔡邕无奈，只好叮嘱道“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我俩读就好了，别外传。三国时，王朗为会稽太守，也读了《论衡》，等他回到许昌，“时人称其才进”。大家很好奇，一问之下，他果然是得到《论衡》的帮助，从此《论衡》才得以广泛流传。（综合《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虽然上述记载真伪难辨，有“段子”之嫌疑，但也从侧面说明了《论衡》对提升学问的巨大作用。
同样，我们今天也能借着读《论衡》这部大书，了解百家学说的面貌，并积累丰富的典故，不仅起到“谈助”的作用，更能提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素养。最后，让我们引用黄侃先生评价《论衡》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总结：“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一切虚言谰言，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讫乎此时，乃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诚欢忭已。”
（本文原载《月读》2024年第3期，原标题为《破除虚妄之言，衡量百家之说：王充与〈论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