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见经传的医圣
东汉末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尤其是建安年间，政治动荡，群雄逐鹿。而以此为题材的《三国演义》更几乎家喻户晓。医学史上，这个年代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建安三神医”。像给关公刮骨疗毒的华佗，后世誉为外科鼻祖。《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后汉书·方术列传》都有华佗的大名。董奉，史书虽无传，但南朝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补入了董奉的相关材料。而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中，更为董奉立传。到了清代，陈梦雷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时，亦将《神仙传》中的“董奉”条目汇入《医部全录》。董奉曾在庐山行医，用“杏林春暖”来描绘医德医风便始于董奉。《庐山志》亦有关于董奉行医的记载。而建安三神医中，唯独不见于经传的是张仲景，《后汉书》没有他，《三国志》也没有他，此时，我们内心禁不住要追问：无论是晋时的陈寿（《三国志》撰写者）、南朝宋的裴松之（《三国志》注释者），还是南朝宋的范晔（《后汉书》撰写者）、唐代李贤（《后汉书》注释者），为什么会漏掉张仲景？！
虽然正史没有记载，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言中有：“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事施用。”这是有关仲景的较早的记述。到了宋代的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当校正医书局的官员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时，其序言中便引述了这段文字。皇甫谧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张仲景的生卒年约是东汉和平元年至建安二十四年（150—219）（见常存库主编《中国医学史》）。在《针灸甲乙经》序中，皇甫谧提到了另一位与仲景相关的人物，就是位居建安七子之冠的王仲宣（粲）。虽然，张仲景为王仲宣瞧病的案例稍显神异，但出自皇甫谧这位史学家兼医学家之手，还是有几分可信的。总之，因为缺乏正史可稽，有关张仲景的种种传闻亦只能流归野史，如生于河南南阳，师承同郡张伯祖习医，举孝廉后官拜长沙太守，为官期间，每逢初一、十五于衙门大堂之上端坐，为四方民众诊治疾病，医者坐诊看病之谓“坐堂”，盖始于此。
成就医中之圣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校正医书局对《伤寒论》进行全面校正，使得仲景学术在医学界产生日益深广的影响。而约在此时诞生的另一位大医家成无己首开了为《伤寒论》作注的先河。此风一开，便不可收拾，往后的数百余年中，中外的诸大医家们大都在仲景的学问上留有文字，这导致了《伤寒论》注释的千家之河的汇聚。
现今人们更熟悉的医圣是张仲景而非黄帝、岐伯及神农氏，这恐怕也与成无己有一定的关系。与成无己同时代的名医严器之在为成氏《注解伤寒论》作序时，用“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论》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兹先圣后圣，若合符节”表达了对张仲景的崇敬。当然，称张仲景为医圣并与孔子相提并论的是明代著名医家方有执。方有执所著的《伤寒论条辨》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诚如是，仲景既已首事其间，而乃有是论之作，则其先后《素》《难》而股肱之，其功岂不远贤于神皇轩岐与越人而独盛哉！于是医门尊之以为圣，犹儒门之圣孔子而宗师焉。”
孔子生于春秋末年，这个时候由先王创制的礼乐文明已濒临崩坏。孔子以克己复礼的志向与情怀，欲恢复先王圣制，只因时运不济，奔波到六十岁，还只落得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感慨。孔子一生凭藉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修订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兴办私学教育，成就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无法成就的“大成至圣先师”的不朽功绩。与之相比，建安年间军阀混战，疫病流行，民不聊生，士子们于医药方术全然不顾，医界诸师亦不思求经旨，只各承家技，终始顺旧，医之道统已至崩坏边缘。张仲景以大医的志向与情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六经之规范至此形成。虽然，此六经非彼六经，然于存亡危急之际继绝振衰则一。在我们看来，纵观历史，能当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在儒为仲尼，在医则为仲景。
调苦竟何言，冻吟成此章。
敲石不得火，壮阴正夺阳。
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
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
苦寒吟·唐·孟郊
王叔和与“伤寒论”的第一次结集
约生于东汉建安十五年（210）的王叔和，比仲景晚了整整一个甲子。与张仲景相仿的是，尽管后来做到了太医令，但史书仍是无传。汉末魏晋时期，受张仲景思想影响最深，或者说张仲景学问之集大成者，非王叔和莫属。
王叔和撰述了《脉经》这部讨论脉理脉法的专著。虽然医界有“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的说法，但他毕竟开了脉学讨论的先河。另一点值得一提，在中医史上，能够称经的典籍屈指可数，像是《内经》《神农本草经》《汤液经》，这些都是圣人之作。《难经》实则非经，是对《内经》的问难答疑之作，相传作者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秦越人扁鹊。汉以后称经的著作不多，其中知名度最高，也是影响最大的三部称经的著述有两部都出自魏晋，其一即为王叔和的《脉经》；另一部为《针灸甲乙经》，由皇甫谧撰。皇甫谧与王叔和同处西晋，年龄略小于王叔和，与王叔和少年习医不同，皇甫谧年届中年才因病习医，故《针灸甲乙经》的成书可能晚于《脉经》数十年。
上述三部后世称经的医著中，《针灸甲乙经》与《类经》主要撰述《内经》的内容，而王叔和的《脉经》则兼及后世。如其于《脉经》序中言：“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脉经》十卷中，七、八、九三卷，皆为《伤寒杂病论》的内容，这一点足以说明王叔和自身学术所受张仲景影响的深度。
钱超尘教授于《中国医史人物考》一书中，在“王叔和”条下提出了其对《伤寒论》的撰集大略历经了三个时期。其一，即《脉经》时期，其以《脉经》七、八、九三卷中收录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部分内容为标志，此一时期，仍沿用两汉的辨治习惯，于章节之首皆贯“可”与“不可”，如“病可发汗证”及“病不可发汗证”等；其二，即三阴三阳模式，显然，这一模式的结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世影响深远的六经辨证，大抵源于此期；其三，即对上述两期的重集，后世宋本《伤寒论》卷七至卷十共八节的内容即出于此期。此期的重点又回到了一期的“可”与“不可”，六经辨证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明清以后，对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的评价褒贬不一，贬之者自方有执始，喻嘉言、张璐、吴仪洛、黄元御等继之，甚至有将王叔和譬为乱经之祸首。平实而论，若非王叔和在民间各地的及时搜集、及时整理，不仅张仲景成不了医门之孔圣，我们亦无福目睹《伤寒论》的真容。如清代名医徐大椿言：“苟无叔和，安有此书？！”钱超尘先生亦言：“叔和对仲景书有存亡继绝大功，其书不亡，端赖叔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