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结集后的流布
《隋书·经籍志》第一次正式记录了由王叔和整理的张仲景著述，谓曰《张仲景方》十五卷。从王叔和于西晋初的整理到北宋嘉祐治平年间校正医书局组织校刊，历经了两晋（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十国，共计八百余年。由《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可以推知，西晋以后，张仲景著述的流布大致都以王叔和的撰集本为主体。且王叔和的太医令身份，在那个时代恐怕也是一个颇具公信力的广告，对于上述著述的流布亦都会是有价值的。这一时期的诸大医家，如东晋的葛洪、南朝宋齐间陈延之、南朝梁的陶弘景以及隋唐的巢元方、孙思邈、王焘等，无不对张仲景的《伤寒论》熟谙有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延之、孙思邈、王焘三位医家。
陈延之，其所撰《小品方》的大量内容来自张仲景的著述。如《小品方》自序中记：“《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张仲景杂方》有八卷。”而自序中的另一段文字则更直白地表达了张仲景对陈延之的深刻影响：“汉末有张仲景，意思精密，善详旧效，通于往古，自此以来，未闻胜者。”据高文铸先生考证（见陈延之著，高文铸辑注《小品方》），《小品方》的成书年代略在南北朝时期，即公元454年至499年之间。书成之后，流传广泛。到了唐代，《小品方》已成医家必读之书，几与张仲景的《伤寒论》齐名。有这样一部颇具影响的著作与《伤寒论》相携而行，对于张仲景学说的流布当然会有推波助澜之益。只是北宋中叶以后，《小品方》便趋于亡佚。
孙思邈是隋唐时期的著名医家，民间则尊为药王，是迄今为止中医界最为长寿的一位大医家。在其所著《千金要方》的著名篇章《大医习业》中，强调了凡欲成就大医的学人，必须熟读张仲景的经方。而从其于《千金要方》卷九的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更可以看出孙思邈对于为医者若无缘习读仲景经方的惋惜。孙思邈晚年，为补述《千金要方》的不足，补撰了《千金翼方》。《翼方》的卷九、卷十，即是对《伤寒论》的全面记述。也可以说《千金翼方》是自王叔和之后，宋嘉祐治平之前，记录《伤寒论》内容最全的个人撰述，对推动张仲景著述作更为深广的流布，其功亦不在小。
王焘为唐代的又一位著名医家，其所撰的《外台秘要》晚于《千金翼方》七十年，书中收录仲景的著述虽不及《千金翼方》多，但于那个年代亦属难能可贵。
伤寒论两个版本
据章太炎先生考证（见《章太炎全集·医论集》），隋以后《伤寒论》分别有两个抄本流布于世，其一，由南朝梁隐士、著名目录学家阮孝绪所传的本子，即不避“坚”字本，或称梁本。唐孙思邈录于《千金翼方》者，即为梁本。其二，避“坚”字本，又称隋本。所谓避“坚”者，因隋文帝名“坚”，故避讳之。也就是说，凡《伤寒论》中有“坚”字处，一律改“坚”为“鞕”或“固”，故称隋本。虽然孙思邈《千金翼方》所录为梁本，但相较而言，流布更广的当是隋本。
据北宋开国宰相王溥所著《唐会要》卷八十二所记，唐代的医官考试内容规定其中两道题出自《伤寒论》，而其所用的版本即为隋本。
唐末至五代，中国历史又进入了混乱与分裂时期，尽管唐中期以后，雕版印刷渐渐普及，但连年的战乱，亦极易造成文献的流失与损毁。及至大宋立朝，幸得五代十国中荆南国的最后一任国君高继冲（942—973）的进献，北宋的崇文院里才有了《伤寒论》。而高继冲的进献本，亦为隋本。上述两个事例，或可作为隋本《伤寒论》流传相对较广的佐证。
第二次结集及流布
准确地说，这不算一次结集，而是一次校正刊行。
校正医书局
1057年，校正医书局正式成立。虽然，此一机构只运行了12年的时间，但由政府出面，组织对医籍专门校正的先河之举，无疑为宋及以后的医籍刊行铺平了道路。
据钱超尘教授考证，荆南国的末代皇帝高继冲（荆南国归顺后，高继冲被封为荆南节度使）进献《伤寒论》的时间，略在北宋开宝四、五年间，亦即971至972年间。获献的隋本《伤寒论》又在北宋的崇文院内沉睡了近百年。治平元年（1064）上述《伤寒论》由校正医书局的林亿、孙奇、高保衡组织校正，其中主校是孙奇，并于次年校毕雕版刊行。作为机构，校正医书局于1069年正式解散。
以高继冲进献的十卷《伤寒论》为底本，经由孙奇等校正刊行，后世称之为宋本《伤寒论》。宋本《伤寒论》的正式刊行，使得《伤寒论》的流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一时期，仲景的学术更深入医界，更广为流行。
真正的宋本
宋本形成后，由官方首刻的是大字本《伤寒论》，由于开本过大，携带不便，1088年改刻成小字本《伤寒论》。由于开本缩小，携带方便，随着小字本的刊行流布，大字本《伤寒论》的流传便逐渐稀少。
据钱超尘教授考证，南宋至元代大小字本《伤寒论》皆未被翻刻，直到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苏常熟的一位著名藏书家赵开美（1563—1624）以其所藏原刻小字本宋本《伤寒论》为底本，聘得一流工匠赵应期，乃得翻刻。刻成之后，底本即亡佚。因此，明万历之后所见到的宋本《伤寒论》，其实都非宋时的原本，而一律为赵开美的翻刻本。从这个意义而言，赵开美本反倒因最逼近宋本原貌而通称“宋本”。
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又分为初刻本和修刻本。所谓修刻本，是最初翻刻付印之后，即发现翻刻原版有十余处错字，于是将原版的错字挖出，置换上无误的字，此置换掉错字的版本，即称修刻本。而原来的本，则称初刻本。从此往后，流传的宋本《伤寒论》便无外乎这初、修两个刻本。
赵开美于明万历年间的翻刻，对于《伤寒论》传承的接续，尤其是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伤寒论》成果的保有，可谓厥功甚伟！但那个年代，文献的流传仍是十分艰难的事。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修《四库全书》时，已然找不到上述两个刻本了，而收录了成无己的《伤寒论注释》。
全新的格局
第一位注家——成无己
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这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说法，而中国文化很显著的特征是对经的重视。重视经，便有崇古的嫌疑，这是饱受现代教育的人们在面对古代文化时最常遇到的困惑和麻烦。重视经，便要去诵读经，学习经，领会经，以求我们的领悟尽量不失经的原义、本义，这便构筑了一门解经、注经（补述经义）的学问。这门学问于中国文化而言，其意义实在举足轻重。西汉以后专门有经学，所谓经学，就是对经典注释及阐发其义理的学问。当然此处的经主要指儒家的经，如五经、六经。但文化的影响往往纵横交错，经学实际亦深深影响了文化的其他部分，如释、道、医等。
有了上述的了解再来看医，亦就知道医的作法，大抵都没有离开上述的思路。如前所述，《难经》从严格的意义来说，以不作经看为宜。若不作经看，那么秦越人（扁鹊）便是第一个为经义作阐发的医家。若是作经看，那么《难经》则是第一本被注释的医经。三国时吴国太医令吕广对《难经》的注解，相对于南朝时期首开为《黄帝内经素问》作注先河的全元起，要早二百余年。但从《内经》的历史地位及学术价值考量，我们似乎更愿意将全元起视为在医界最早注解医经的医家。全元起之后，隋末唐初的杨上善继之，撰注《黄帝内经太素》。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唐代王冰所注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由于作为药学经典的《神农本草经》的过早亡佚，历代医家或辑或注，其泾渭便不易分明。南北朝时期著名医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或属此类，只惜该书亦已亡佚，现仅存敦煌石窟所藏残卷。
从经学的角度考量儒、释、道、医，这其实是中国文化很特别的路径，是学人必须熟悉的。宋以前，医的经学基本围绕着《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宋以后，在这个格局上异军突起，其历史性的标志是，公元1172年金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问世。金人成无己约生于1060年—1068年，这期间正是北宋校正医书局组织校正《伤寒论》的时候。他于40岁左右开始注解，历时40余年，于80岁高龄时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成为第一位全文注解《伤寒论》的医家，成为医界经学开疆拓土的功臣。其所作注释，被后世誉为“以经注论，以论证经”的典范。除《注解伤寒论》外，成氏尚著有《伤寒明理论》。据钱超尘先生考证，成无己之所以称金人，乃因被金国绑架至其首都临潢并客死该地之故。然成氏不忘故土，临终前托故人将《注解伤寒论》手稿带回大宋刊行，其民族情怀，感人至深。
此事两难全
成无己开此先河之后，对张仲景著述尤其是对《伤寒论》的注释研究便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明清以降，最为医家关注的非《伤寒论》莫属。有几百位医家为《伤寒论》作注，若以数量论，甚至远远超过《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三经。且此风远播海外，日本亦有诸多医家为《伤寒论》作注，其汉方医的名头，无疑是出自张仲景。
回到儒门，经及经学亦随时代的变迁而有差异。从西汉时期的五经（《乐》经佚失），即《易》《诗》《书》《礼》《春秋》，至宋时十三经（《易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完璧。更至南宋朱熹对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正统地位的确立，四书五经并称。儒家经学从孔子时代的述而不作，逐渐走向亦述亦作，而随着四书影响的日益凸显，这一时期，显然已是作过于述了。
结合儒门经学的历史，再回过头来看医门的经学，对伤寒道统的突起，及张仲景医圣名号的确立，便不显得突兀了。现在再来品味前已述及的“医门孔圣”的称谓，还似入情入理。只是谁来充当朱子呢？难道是成无己吗？
伤寒道统的开显，在医界是一件大事。如前所述，数百年来，但凡著名的医家没有不在伤寒这门学问上发声留言的，清代几位著名的温病大家，如叶天士、吴鞠通，亦都在张仲景的学问上有相当的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汇成了蔚然大观的数百家注言。随着《注解伤寒论》的刊行问世，作为白文本的宋本《伤寒论》（未加注释的本称白文本）的流布，反倒日渐萎缩。
如此这般的状况，说明了一个问题，本来我们读经、学经，是为了自己解经。也就是说，山上的风光再美，要自己看了才美。听人说的美，总是隔了几层，再怎么个美法，也都不好领受。当然，若要亲自领受，那就必须亲自登山，亲自上路，这个苦、这个难是必然要吃的。只是人总有趋易的一面，总愿坐享其成。所以注风一开，大家便渐渐习惯于看注家如何解经，如何注经。习惯于领略注家描绘的精彩，而忽略了自己。诸注家们之所以注经，本来是为了引路，不曾想反成“代驾”了。
注经、解经，可以使经学更广为人知。金元以后，伤寒之所以会成为广为关注的学问，与注解之风的开启不无关系。然而世事总难两全，随着注解之风的日渐隆盛，或出于贪图省事，对于白文经义这块硬骨头的开啃，亦随之日渐淡薄稀少。白文本流通之所以困难，这恐怕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经义的领悟而言，他人注、他人解，是完全不能代替自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