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伍子胥背叛楚国的行为，在司马迁的笔下看不到一点这方面的影响，或者说，司马迁是正面肯定了伍子胥的复仇攻楚行为，这种正面肯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一方面与他纯厚的人文情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司马迁自己受过皇帝迫害的经历有关。在这点上，连楚国最伟大的爱国者屈原也在《涉江》中哀叹“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把伍子胥与比干并列，这等于说伍子胥是一个忠臣，不是叛国者，真正背叛楚国利益的是迫害伍家的楚平王和费无极他们。
要知道，屈原也是一个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所以他们三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精神相通的。再者，战国时代的士人心中，还没有真正形式现代意义上的这种爱国主义至上的概念。《礼记·曲礼》中也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父兄之仇无从选择，君臣之义可以取舍，那伍子胥优先复仇攻楚行为就不算叛国，血亲复仇在历史上算是一种美德。
对于伍子胥的好战友“兵圣”孙武，司马迁只用了一段文字作传，因为孙武是一个懂得因时进退善于自保的人物，这样的人不是司马迁想寄托个人情感的对象，所以也就没有注入太多的感情，只是客观记述了孙武在军事上的才能与成就。
（三）伍子胥更是一位为地方作出巨大贡献的实干家
在伍子胥尸体被夫差塞进皮袋抛到江上后，司马迁记了这么一句“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这句背后可大有深意，说明伍子胥是深得吴地民心的，没有伍子胥尸体可葬，百姓就不顾危险多处为他立祠纪念，把山名为胥山，把江名为胥江，把浦名为胥浦，把门名为胥门……等等，可见伍子胥的人格魅力。
伍子胥一个暴脾气的人，这个满头白发的糟老头子，为什么这样深得民心？因为实际上伍子胥不只是一个狠人，更是一位为吴地民生与发展倾注大半生心血，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实干家，可惜在司马迁笔下几无记载。伍子胥的狠毒，只对仇人，奸人，和昏人。
伍子胥自公元前522年来到吴国，于公元前514年拜相，到公元前484年被*，在吴国生活长达39年之久。吴国在他和孙武的努力下，从一块草莽之地变成东南霸主，而霸业之始，正是离不开他们君臣一心奋力发展基础事业。
伍子胥亲自筑造了吴都阖闾大城；营造了姑苏古城，开启富庶苏南第一篇；作为申地首任行政长官开建申城，挖下上海第一锹土；开凿胥溪，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打造江海战舰，建设史上第一支水师……只要想一想现代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域的历史缔造者，就是伍子胥，你就知道他作出的贡献有多卓然不朽！这是司马迁也料想不到的。这样的伍子胥，人们能忘记不纪念他吗？
当然，伍子胥也有一个很遗憾的地方，那就是他明知夫差*念已起，就把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后，为什么还要返回吴国愤然受死呢？为什么他面临楚王之逼可以忍恨逃生，面临吴王之逼却自取其祸呢？
要知道不但是张仪孙武范蠡张良之辈都懂得选择退路，连孔子都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难道如子胥者竟不知道？难道是对于吴国他倾注了大半生的努力之后，真的变成了热爱不想离开？抑或如诸葛亮所言“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他屡经生死已经不屑于谋身图安？哎，总的来说，非凡人物的思想，可不是我这样平凡之人所能猜度理解的。
又想到子胥、伯嚭、范蠡、文种这几个风云人物都原是楚人，除范蠡退隐善终外，其余三人都被君王*害，真是“兴吴、越者，楚人也；亡楚人者，吴、越也”。实际上，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只是“楚才晋用”，楚才一直还为各诸侯国、封属国所用，人才辈出的楚人，也只能颠沛流离于烽烟乱世。
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评论和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