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增发国债在用途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类似于过去的长期建设国债和特别国债，但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我们认为，增发国债的出发点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促进经济安全；同时也起到稳增长、扩内需的作用。考虑到从国债发行到项目资金落地，对经济的刺激可能集中在2024年，预计提升GDP0.4-0.8个百分点，将极大提振市场信心。
摘要
1、中央财政将在四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出发点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促进经济安全；同时也起到稳增长、扩内需的作用，考虑到从国债发行到项目资金落地，对经济的刺激可能集中在2024年，预计提升GDP0.4-0.8个百分点，将极大提振市场信心。总的来看，此次增发国债有三个鲜明特征：
一是主要用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长期建设国债的部分特点；
二是按照特别国债管理，与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类似，有别于过去的长期建设国债；
三是全部计入赤字，使2023年赤字率从3%提升到3.8%，表明对财政纪律的重视。
2、回顾历史，长期建设国债始于1998年、结束于2008年，主要为适应地方不能单独举债的历史时期，支持地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等城乡基建项目。2000年后都列入年初的常态化预算安排中，且只有部分计入预算和赤字。历史上的长期建设国债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中央转贷给地方、并由地方政府来偿还的，严格来说还是属于地方加杠杆的范畴。随着地方政府被逐渐赋予举债资格，长期建设国债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3、特别国债在历史上一共发行过四次，用途比较特殊。特别国债一般不列入赤字，由中央政府偿还，为满足特定时期特定需求而发行，而非用于一般时期的经济建设。历史上四次发行特别国债，分别用于：提高国有行资本充足率（1997年）、成立中投购买外汇（2007年）、支持抗疫（2020年）和对2007年特别国债续作（2022年）。
4、未来中央加杠杆可能是预算内与广义财政两个抓手，可能增加的重点方向是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抓手上，除了发行国债外，2022年曾利用政策行贷款的方式支持基建支出，必要时也可重启PSL；方向上，中国2019年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大关进入“瓦格纳加速期”，中央政府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有望提升经济增长动能。
5、风险提示：经济内生动力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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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 增发国债：这次有何不同？
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会上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的方案，中央财政将于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0000亿元。从披露的方案细节来看，此次增发国债和预算调整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增发国债主要用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长期建设国债的特点。增发国债将重点用于八大方面，全部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灾后重建和提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需要长期建设资金，且主要由中央承担相应建设责任。
第二，增发国债按照特别国债管理，与2020年发行的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类似，有别于过去的长期建设国债。增发国债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全部安排给地方，意味着地方政府无需承担偿还责任；这一点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有所区别，当时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有部分由中央转贷给地方使用，仍需由地方政府偿还。
第三，增发国债全部计入赤字，使得2023年赤字率从3%提升到3.8%，体现了对财政纪律的重视。过去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只有部分计入预算和赤字，对政府债务的管理尚未规范；2020年发行的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也不计入财政赤字；而此次增发国债全部计入赤字，2023年赤字率从3%提升到3.8%，体现了对财政纪律的重视。
我们对此次增发国债的意义及影响有以下几点理解：
第一，增发国债的出发点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促进经济安全。2023年7-8月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极端自然灾害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我国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亟待补齐。历史上，逢重大灾害之后往往会吸取经验教训，加大相关基础设施投资，例如2009年4万亿投资中就包含1万亿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投资。
第二，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同时，增发国债也能够起到稳增长、扩内需的作用。增发的1万亿国债有5000亿在2023年使用，剩余5000亿结转到2024年使用。考虑到从国债发行到项目资金落地，对经济的刺激可能集中在2024年。我们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形成固定资本、进而拉动GDP的方法进行测算，预计能够提升GDP0.4-0.8个百分点，将极大提振市场信心。
2.历史上的长期建设国债与特别国债
2.1长期建设国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首次出现长期建设国债和特别国债。20世纪90年代我国正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财政政策的概念，90年代初主要是防止经济过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财政政策正式从“适度从紧”转向“积极”，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标志性事件便是1998年8月全国人大批准增发1000亿长期建设国债，同期也发行了2700亿的特别国债。
长期建设国债始于1998年、终于2008年。从用途来看，1998年以来的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等城乡基建项目，少部分用于技术产业、环保等方向。从预算安排来看，只有头三年（1998-2000年）是当年两会后追加的，其余年份都列入年初的常态化预算安排中。
但一方面，按照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历史上的长期建设国债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中央转贷给地方、并由地方政府来偿还的，严格来说还是属于地方加杠杆的范畴。2014年以前地方尚无举债资质，只能通过中央代发国债再转贷给地方的方式，纳入地方预算、由地方偿还，如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包含中央代地方发行的2000亿债券，纳入地方预算并首次纳入地方赤字。因此中央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本质上还是“地方加杠杆”而非“中央加杠杆”。
随着地方政府被逐渐赋予举债资格，长期建设国债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而2014年《新预算法》后，地方（省级和计划单列市）政府正式具备举债资质，地方专项债明确为列地方预算而不列地方赤字，地方发行专项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已实现规范化，因此便没有再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