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尤金·扎米亚京日记体小说《我们》出版。这本书想象了未来人类已建成“文明的最高峰”的联众国，公民全部用数字命名，生活在全透明的玻璃建造物中。主人公D-503，在具有反叛精神的女主I-330影响下，从一名勤勤恳恳的宇宙飞船设计师，走上了释放本性、怀疑批判现实的道路。
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问世，直接影响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小说出版，三者并称为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1932年，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了一个掌握了先进生物科学技术的极权社会，那里没有饥饿、没有贫困，一切看上去都很“快乐”，一切看上去都很空洞；
1948年，乔治·奥威尔发表了《1984》，“老大哥”极权统治下的高压控制压迫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党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被人们铭记于心。
《银翼*手》、《V字仇*队》、《饥饿游戏》、《移动迷宫》等一票好莱坞电影，都是从反乌托邦角度去讽刺现实政治，反对极权的社会。西方社会还有冷战思维，认为乌托邦内充斥着极权和暴力，并和共产学说划等号。
社会主义学说站在资本主义学说的对立面，但并未站在民主和自由的对立面。在改造社会的方式上，诸多乌托邦都是通过实验而不是强迫的方式来进行的。苏联的失败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俄国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发展，为了个人的权力集中和赶超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与平等为官僚特权所取代，社会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所取代，社会中充满了压制与不平等。
对于西方而言，乌托邦是一种不重要的“胡思乱想”，因为与资本主义相比它不够“现实”。而在我国，前马克思的乌托邦学说虽不够“科学”，但是一种新思路，试图解决社会正义，经济不平等，此为“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