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鸡精
作为一个19世纪末从乌托邦中衍生出来的现当代文化思潮，反乌托邦似乎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号召力”这种号召力与“激进的”社会乌托邦思想“相辅相成”。换句话说，作用力多大反作用力就有多大。
20世纪上半叶，反乌托邦思想因赫胥黎，奥威尔，扎米亚京，布莱伯利的小说得以“展露身形”。紧接着20世纪后半叶拥有了更多展现的题材。无论电影还是游戏，似乎“反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反独裁”，“反思想禁锢”甚至是“反共产主义”画上了等号。
那么问题来了。反乌托邦究竟“反”什么？
反乌托邦不等于反共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反乌托邦绝不等于反共”。尽管当你读到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时会感受到他对苏共“赤裸裸的讽刺”，尽管互联网百科中或是热门书评里或明示或暗示给你的“此中的微妙联系”。
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无论是扎米亚京还是奥威尔他们都曾经是或始终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然而之所以反乌托邦小说广泛的出现在左翼知识分子的笔下而不是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右翼知识分子笔下。这与左翼政党所拥有的天然的“对平等的追求”是分不开的。而“平等政党”相较于“自由政党”本身就更加富有“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性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当轰轰烈烈的左翼运动与革命遭受内部问题的“阻碍”时。左翼政党内部的知识分子就会出现激进者愤恨呐喊，浪漫者质疑讥讽的现象。这恰恰成为了左翼运动所产生的文学，音乐，电影作品中最值得被“审美”的“内在感情”。
之于扎米亚京和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的背后所“反”的更多是具象的“苏共”甚至是“斯大林本人”而并不是马克思，布洛赫，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
马尔库塞
值得一提的是，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这种判断广泛的出现在诸如《inside》《黑镜》等诸多现当代反乌托邦题材游戏与电影的“设定”中。
所以，反乌托邦既不是单纯的站在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上而存在，也不是左翼运动的“衍生产物”。反乌托邦之“反”是随着人类新生产力与新上层建筑而存在的“反”向思考方式。即“XXXX真的会更美好吗？”的一种建立在怀疑论基础上的一次“伟大怀疑”
反乌托邦是一种“去昧”的思维模式
如果说反乌托邦是一种“去昧”的思维模式或是思考方式的话，那么“昧”从何来呢？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天起，始终都在学习如何“区分”这个世界，如何区分男性和女性。如何区分自己和他人，如何区分中国和外国，如何区分正义和邪恶，区分什么是民主的那些是压迫的，区分这样就是社会主义那样就是资本主义。
“傲慢与偏见”皆来自于此
我们通过不断的加强自己“区分世界”的能力来获得更高的“学历”。并习惯于长期通过这种“简单但高效”的区分世界，区分人的方法，来认识世界，认识人。
所以，人类社会不断创造并出现了更多“简单高效但粗暴”的词汇，不断地对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加以“区分”。
很多时候，这种简单的区分法，是产生固执，纷争，敌对与战争的根源。更孕育了“傲慢与偏见”“屈辱与愤恨”。但同时不得不承认，这种简单的区分法，却是最容易被广泛传授并学习的。
如果说“反乌托邦及其背后的“反”的思维模式（精神）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年青人有“积极的影响”的话。那也许就是：保持“怀疑”——因为保持“怀疑”是反乌托邦的方法论。简而言之，反乌托邦之“反”的核心在于“怀疑”。“怀疑”作为人类伟大思想与智慧诞生的“源动力”。是人类从智人一步步进化的重要“天赋”。千万年以来“怀疑”始终是“愚昧”的天敌，是“智慧之母”，伟大的思想与学说无不“由此开始”。
历史“夹带”的“私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