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百炼
1950年，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去拜访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
俩人谈论到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可国内文盲、半文盲占80%以上，已成为各行各业建设的“拦路虎” 。
叶圣陶之前就意识到国家教育重在基础教育，其中又以识字为当务之急，而这一切都亟需一本小型实用的新字典，便对上面做了汇报。
上级便考虑让出版总署把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开始新字典的编撰工作。
恰好，这项工作正好缺一名能主持项目的总负责人。
叶圣陶试探问了问魏建功愿不愿意接下这个重任后，魏建功喜出望外。
因为这与他曾经的理想不谋而合，内心也一直为“伍记小字典”项目搁浅遗憾不已，便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寓意“新的中华”，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
结合曾经几位教授共同意见后，魏建功将“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12个字，作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体例。
辞书社一开始规模不大，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魁、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
由于出版总署并未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年过半百的魏建功便身兼两职，一边教书，一边抽时间去社里主持字典的编纂。
当时编写字典，十几个人分工，先将每个字单独写在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后彼此传阅审定，再盖下审核图章，汇总后的内容便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
可编撰字典的艰难和浩大的工作量实在令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
那时，所有的字的释义或举例没有现成的白话文参考文献，全是文言文或者半文言的早先作品。
编写者想弄清楚一个字的来历和解释，不仅要熟知四书五经，更要通读大量的文学著作；而相关的例句更要从浩如烟海的报刊新闻、小说中摘取、选择，然后再誊写成可供参考的资料卡片。
据统计，仅初版的《新华字典》由编撰者亲自誊抄的卡片就超过30多万张！
即便如此，《新华字典》还是由于审阅后需要不断修改，预定的出版工作只能一再推迟。
可不管怎么修改，各界始终有不同的意见。
最终，上级决定，《新华字典》意义重大，先出版再修订，才算一锤定音。
1953年12月，首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据说，当时版权页上说首次印了十万册，但叶圣陶日记上写的是500万册，均在半年内售罄。
精神支柱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很快提上日程，出版工业也随即移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
实际上，就在1953版《新华字典》面世后，由于南方读者反映他们对注音符号不熟悉，按音序排列查字典不方便。于是魏建功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稍作调整，又编辑了部1954年版《新华字典》。
“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最大特色，商务出版社也为此持续修订着。
1957年，新修订的《新华字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版本被称为“商务新1版”。
不论是哪家出版社接手《新华字典》，始终秉持着同样的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
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岁以上文盲率已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52% ，小小的《新华字典》厥功至伟。
可惜那个时代，因种种原因，《新华字典》的修订发行工作曾被迫中断。
1970年11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新华字典》修订重启工作会议。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修订组开始提出了2000多条意见，最后汇总为407条。
比如例句“巴不得马上回家”，被认为没有革命精神，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例词“利人利己”，缺乏时代精神，改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修改意见最终送到周总理那里，他看了之后说了句“神经过敏！”
按照总理的指示，最终的修改只有64处。
也是因为周总理，《新华字典》的书名才变成了今天的印刷体。
1953年版的《新华字典》最初用的是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一年后改为拼集鲁迅的手迹。由于后来推行简化字，但鲁迅从没写过简体的“华”，印刷时就从鲁迅手迹中找了“化”和“十”拼在一起。
周总理知道后，认为这对鲁迅不尊重，便提议将《新华字典》改为今天大家熟悉的印刷体。
1971年6月，再次发行的《新华字典》发行量超过了1亿册，创下当时中国出版史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