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宋昌斌 非常道也 2024-03-22 07:19 陕西
一
会议是个现代词。在古汉语中，是两个独立的字。
一个是“会”，比如会面、会见。可以是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多个人。可以随便相见，也可以正式相会。到后来，正式的相会并商量事情，就是开会了。
一个是“议”，就是在一起议论。或商议、或评议、或讨论、或辩论，总之，是要大家说话的。
现代的“会议”一词，包含了这两种意思。既要大家一起会，包括在视频上会，也要大家一块议。
因召开会议的主体、参会人员、会议内容、程序、方式以及场所等的不同，会议可以分为许多类型。有人做过详细统计，大概至少有上百种不同类型的会议。
每一种会议，都有自己特定的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
决策。这是会议的主要功能。从原始部落的酋长会议，到今天的许多重要会议，就是要对所讨论的问题做出决定。
协商。有些会议并不需要做出决策，而是沟通意见。如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洽谈会等，就是如此。
交流。人是社会动物，交流是人类必需的一种生存方式，会议则是人们精神和思想的聚散场所。尽管有些会议没有实质内容，但会议本身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内容之一。西方社会的一些“沙龙”，就是如此。对于当今的企业家来说，会议更是一个高质量的交流渠道和平台，他们可以在信息和智力的碰撞中创新理念，寻找商机。
宣示。有些会议，如新闻发布会、总结表彰会、纪念会等，目的就是表达会议主体的态度和立场。如新任官员的宣誓会，庄严神圣，可增添履职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二
从国家治理角度讲，会议既是民主的产物，也是民主的重要载体；既是执政的主要方式，也是官员履职的基本途径。
当今世界，不管何种性质的国家，不管何党何人执政，都离不开会议。大凡聪明的领导，都舍得在会议上花费精力。
通过会议，使自己的意见得到完善和认可；也可以通过会议，了解各种真实情况，做出正确选择。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擅长开会的国家。历代王朝都有各种会议，遇到一个勤政点的帝王，几乎每天都要召开各种朝会以及议事会、觐见会，等等。许多大臣，半夜三更就得起床，赶往朝堂去开会。尤其是寒冬腊月之时，冻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真是受罪。
中国共产党成立尤其是执政以来，在这方面更有许多发展和创新。所谓“共产党会多”的说法，不是没有来由。
比如小组会、碰头会、工作安排会、动员会、检查会、总结会、经验交流会，重要节日和人物纪念会，先进单位和人物事迹表彰会，重大情况打招呼会、通报会，重要问题讨论会，调研座谈会，现场办公会、观摩会，会议精神的传达会、宣讲会，等等。
还有各类权力机关的各种例会，如党委常委会、全体委员会、全体代表会，人大全体代表会、常委会、委员长会。以及政协全体委员会、常委会、主席会，等等。
而党内的各种通气会、吹风会、民主生活会，以及中心学习组的学习会，则凸显出执政党对会议形式的创新，对自身建设的重视。
三
物极必反。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当今一些地方和机构的会议性质和功能，特别是民主决策的性质和功能，正在变异。
其一，形式化。
会议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但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如果过度追求形式，就会使内容淡化虚化，没有实际意义。
比如各地花样繁多的“节庆会”，大都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做秀。有人统计，每年仅见诸报端的人造“节会”，何止成百上千。
各地为“造节”费尽心机，不是揽尽历史上的名人，就是随便把当地一个特产，或植物动物，或风景名胜，拿出来叫阵。通过“造节”扩大知名度，提升影响力。同时也可借此引起上级重视，为自己升迁铺平道路。
而具体操办者呢，则可在“造节”过程中，获取小团体和个人的经济利益。至于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多大实际意义，就不好说了。
其二，程序化。
会议要有既定程序，无可非议。尤其是重要的正式会议，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仪式。包括会址的选定、会场布置、主席台设置、座次排列、议程安排等，都有讲究。
但如果把精力过多地放在这些方面，就会使程序淹没实体，形式大于内容，必然导致会议功能异化。
比如，有的领导对会议实际效果不大在意，但对自己在会议上的座次却十分计较。
某地召开全委会，会前秘书处对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座次，按惯例排列就绪。不料会议开幕的当天上午，一位本应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因紧急公务出差去了，工作人员就拿掉了他的桌签。但这样一来，本应坐在主席台正中的主要领导，就不“中”了。
按说，这也算不了多大的事。中共建党早期时，对这些事情是不大讲究的，无论开会还是照相，主要领导甚至有意靠后靠边。但这位领导当时在主席台上就面露愠色。会后，马上让主席台人员重新入座，叫媒体补拍了自己居中的照片。时隔不久，就把负责安排座次的秘书处长开销了。
再如领导讲话，谁先讲，谁后讲，讲什么，讲多少，都是事先定好的。一些重大会议，这样安排也说得过去。但几乎所有的会议，都这样安排，讨论时又只能表态“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开会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其三，重复化。
重复不应该叫“化”，姑且让它“化”一下。
同样的会议，上下左右重复开，反复开。比如，中央开了某个会议，省里要照样开，市里县里也要开，甚至乡村还得开。有的会议，下级甚至下两三级领导也参加。但下级同样的会，还不敢不开。
这样，越是下级，参加同样会议的次数就越多。有的基层干部感叹：我们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开会，三分之一在开会的路上，三分之一在研究怎样开会。
开会，领导就要讲话，就要形成和通过各种会议文件，领导的讲话会后也要以文件形式下发。有时，一个会议有好几个领导讲话，要形成好几个文件。加上其他各种文件或材料，数量之多可以想见，会议积成了海，文件也就堆成了山。
其四，无效化。
在一些具有决策性质的会上，经常可以看到两种情况。
一种是，本属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一言我一语，不厌其烦地深入探讨。讨论了大半天，形不成共识。原因是这个问题，大家都懂一些，却又固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相反，对一些重大问题，与会者大都知之甚少，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反倒顺利通过。至于是否科学正确，就不一定了！
一种是，会议议题有四五个，对排在第一的议题，大家都想说几句，主持者也听之任之，结果花费了大半天时间。后边的议题，就只好匆匆而过。尤其是排在最后的那个议题，几乎没等汇报完毕，大家就说“同意”“同意”。因为早已过了饭时，谁也不想再耗下去了。
有些领导摸到了这个规律，就把那些可能引起争议且难以通过的议题，想方设法排在最后，以便蒙混过关。
类似这样的会议，必然导致无效甚至有害的结果。
四
为了避免会议的形式化和无效化，提升重大问题决策效率，一些地方的*，实行“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重大的事不开会”的办法，这又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对于会议功能异化的现状，各级各方不是没有觉察，也不是没有提出过解决的办法。精简会议的会议不知开了多少次，相关文件不知发了多少份，有的地方还规定了“无会月”或“无会周”，等等。
但众多的解决办法，要么是虎头蛇尾，要么是有头无尾，甚至越解决问题越严重。
根子在于，尚未形成宪法法律至上的权威，没有形成依法办事的意识和习惯，决策与执行不分，下级和基层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必须以上级领导的讲话和会议精神为言行准则。上级检查和评价下级的工作时，往往以有没有及时开会，开了几次会，规格高不高，等等，作为主要依据。
时间长了，就形成上行下效的恶性循环：会议越多越觉得还不够多，陷入“以会议贯彻会议”的窠臼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