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倩
中国有“剩女”现象吗？
从宏观结构数量上看，没有。简单说因为中国男女比例失调，有大量“多余”男性，所以即便女性都到大城市来，也只是冲淡了大城市里原来男性过多的局面。
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为1.19－每100个女性对应119个男性，也就是说平均每五个女生对应六个男生，或者对每个男生来讲，你和宿舍同学或身边五个同事加起来，就有一个人找不到老婆──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
其实正常人类学情况下性别比并不是1，大约在1.05左右，原因是男婴和男性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本文重点关注年龄在20-39岁之间的城市男女，跟Edlund教授分析的原因一样，要选择一个在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相对比较稳定的群体。
数据显示，我们平时讨论的城市“剩女”根本就不是纯粹的女性数量过多──全国所有地级市的市辖区在此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平均是1.05，依然是男性数量更多。性别比例刚好平衡为1的城市包括南通和海口。男性比例最高是鄂尔多斯，1.42，而女性比例最高的是武汉，0.83，河南的信阳紧排其后，0.86。再看看北上广──北京：1.09，上海：1.07，广州1.11。可以看出即便是北上广这些有大量高学历高收入女性的城市，适婚年龄里面的男性数量依然是远远多于女性。（查了一下东莞──1.2）
那分教育程度的适龄男女呢？高学历的适龄城市女性数量比高学历的男性数量更多还是更少？
2010年普查资料显示，20-39岁城市人口（不等于上文的市辖区）里拥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背景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06，而其中更年轻的群体，20-29岁的比例是0.99。这两个数字告诉我们，如果大家把“剩女”的讨论放在20-30之间的话，那么的确高学历的女性数量比相同学历的男性数量稍微多那么一点点，但几乎可以忽略。而对于适合工作、适合结婚以及生育年龄的整个20-39岁青年群体而言，高学历的男女比例是1.06，依然大于1，男多女少。
事实上，如果不考虑学历，全国城市人口20-39岁男女比例只有为1.0056，也就是说如果都是在跟自己学历类似的群里面寻找另一半的话，一般的城市女性面对比自己多0.56%的男性选择，而高学历城市女性的选择权更广，整整多出6%的男性可供选择，更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谁说高学历对女孩是件坏事儿？
所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明确的告诉我们，城市里面的“剩女”现象不是因为女性数目超过男性。当然，普查中的婚姻数据说明结婚率跟受教育水平成反比。“剩女”问题，不在两性数量的失衡，而是在婚姻市场中的结构性不匹配。
是她曲高和寡，还是他不懂欣赏
其实，对婚姻市场的研究可以借助成型的劳动力市场的模板进行分析。
对于多数想结婚（这里类比为工作）却还处于单身（类比为失业）状态的人来说，寻寻觅觅的过程只是正常的摩擦性“失业”。劳动力市场除了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之外，总会有一定程度的摩擦性失业──简单来说，个体找工作总是需要时间寻寻觅觅，雇主招人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找到理想人选。一定程度的摩擦性失业是不用担心的，过于着急了随便找个工作，不认真工作跟同事处不好关系最后离职，对公司对自己都是一种不负责任。当然也有由于心灰意冷而退出婚姻恋爱市场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应的叫做discouraged workers，失意的放弃寻找工作的人。
摩擦性失业告诉我们，真命天子都不会突然间砸到头上的，蓦然回首之前也是先要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即使在男女数量和匹配结构平衡的地区，“剩男”“剩女”现象也会出现。
更严峻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在婚姻市场上的体现之一是男女双方期待值的问题。经济学上讲供给和需求，本文也分别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当然，供需双方地位平等）。
先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供给，这方面劳动经济学里的经典文章太多了，特别是2014年刚刚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贝克尔教授的大量开拓性研究，主要解释就是当女性由于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条件跟男性趋于平等，当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机会和收入大幅提高，传统男性赚钱养家的婚姻模式吸引力下降，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要求提高、“供给”下降。
不可否认，不少女性有双重标准问题。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现实吗？徐静蕾说“你只负责单纯善良帅”，不是所有女子都能做到。又要对方单纯善良，还要高富帅，又要对方事业成功又要天天陪在身边，这种对“暖男” “真命天子”=“暖龙”的结合体无限期待，会在婚姻市场的选择上出问题。对婚姻有正确的态度和期待值，非常重要，否则Mr. Right出现都不知道，还嫌七嫌八给错过了。
再来看婚姻市场上的男性需求方。绝大多数时间大家批评“剩女”太挑剔，但批评男性的声音太少。事实上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期待，也会影响到婚恋市场匹配的效率。哈佛大学的Jisoo Hwang2014年有一篇关于“剩女”的文章《Housewife, “Gold Miss” and Equal: The Evolution of Educated Women’s Role in Asia and the U.S.》很明显在“怪罪”男性，指出男性不能接受受过教育的并把家务活外包出去的职业女性。Hwang和接下来会讲到的另一篇文章有共通的一点，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并且女性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上升，而社会文化和人们心态还没有足够快相应调整变化的时候，这时婚姻的结合就会出现问题。
很多男性在婚姻市场上会有强烈的双重标准，要上的厅堂下的厨房，聪慧风趣漂亮赚钱之外还要扫地洗碗做饭看娃，一边说男女平等，一边要三从四德。Hwang的这篇博士毕业论文强调男性在婚姻选择方面的传统和迂腐，文章用了“准婆婆”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参与工作做为一个衡量，研究发现“现代”环境下成长的男性结婚率更高，而且妻子也有工作的可能性也更高。Hwang的研究采用了经典的对比方法──同样都是日本和韩国的男性，一组人在原籍生长，一组人从小移民到美国。文章发现从小就移民到美国并接受西方更“现代”性别和家庭观念以后，“剩男”和“剩女”的比重都大幅下降。文章讨论说，如果男性不愿意共同分担家务劳动，那么婚姻对男性从需求角度回报大幅降低，他们则宁可选择单身，成为剩男。
所以，当男性在特定成长环境里形成的对女性的看法，和现代女性自己要选择成为的角色不能均衡搭配的话，“剩男”“剩女”现象就特别突出。
还好市场并不都是“封闭”的。越来越国际化的地球村上可以跨国婚配。Daiji Kawaguchi 和Soohyung Lee 2012年研究东亚地区的“婚姻移民”《Brides for Sale: Cross-Border Marriages and Female Immigration》，研究发现在发达的东亚地区，新婚里面4％到35％都是外籍新娘。文章发现，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韩国和日本娶外籍新娘的男性都是相对年龄较大、学历较低、或者是农民的可能性更高。这些在本国难以内部消化的剩男，通过跨国婚姻让自己完整了。
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都讨论“assortative mating”──婚姻匹配。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婚姻匹配的基本模式是丈夫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妻子，所谓的男性“向下选择”。假如我们把所有男人女人按照相貌、收入、性格等综合排序，那么最棒的男性最终可能选择了第二组女性，第二组男性选择了第三组女性。最后剩下的，就是受教育最高收入最高的女性，还有第三组男性。
这整个婚姻市场链条式的调整，从以前稳定的配对机制到新动态平衡，关键是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在中国的语境下，新平衡还没有稳定，在社会和文化上，许多新时代男性和女性都还没做好相应的心理调适。男性需要开始接受洗菜做饭并不是贤妻良母的必要条件，女性也要开始接受收入没有自己高的丈夫。如果不对现代婚姻的期待进行相应调整，剩男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好并且可能是最聪明有能力的女性，她们的基因可能永远传递不下去了。这对整个人类都是个浪费。
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宏观上整体社会观念没有尽快改变的同时，有什么微观上我们能做的来提高婚配几率？
1. 不为一时的摩擦性失恋沮丧。积极拥抱生活，认识新朋友。
2. 合理调整婚姻期望值（不是随意凑合），要降低对己对人的双重标准。
3. 找不到工作时我们会去进修或培训来提高自己的技能，没有找到另一半的时候，抓紧充电吧。让自己在婚姻市场上更有魅力－－健身、旅游、读书等等，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
4. 一个城市找不到工作，换一个城市。一个行业不适合自己，寻找自己感兴趣和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的行业。你懂的。
5. 最后，“剩女”概念本身是非常具有歧视的，所以我提倡从现在起，我们用胜利的胜字代替，或者加引号，作为一个社会课题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群来单指。
虽然整篇文章都在讨论“剩女”，其实中国的剩男是个更加严峻的命题。当城市的剩男可以娶其它地区的女性，在中国这个本身男女性别就严重失衡的国家，偏远地区的剩男比例就更加严重。他们的生活、养老、社会融入和加入全球“剩男”行列的竞争等，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此为后话，今日不表。
本文首发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作者刘倩为经济学人集团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国研究主管兼全球经济研究部总监。经济研究之余她对性别问题十分关注，近期创办了《性别经济学》微信公共账号。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任职机构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