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六书”是文字学和篆刻学的重要概念！学文字学，学篆刻，“六书”是绕不过去、必须深究的概念。
明代最著名的篆刻家何震曾有一句名言：“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
这是何震的经验之谈，在他心里，不学好“六书”，篆刻根本无从谈起。
实际上，何震能从一个纯商业化的刻字匠进而转变为篆刻艺术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20岁时拜篆刻鼻祖文彭为师，但我们可以从资料得出结论，何震从文彭那里学习到的内容主要是“六书”。所谓“国博（文彭）究心六书，主臣（何震）从之讨论尽日夜不休。”师徒二人所交流的内容，主要是“六书”。
（新版本的《篆刻学》）
无独有偶，邓散木先生在《篆刻学》开篇介绍完识篆的重要性之后，首先介绍的内容，也是“六书”，他说：
生民之初，人事简陋，故其文字，即仅限于象形指事，已足为用。及后人一渐繁，文字之需要寝迫，遂因象形指事，互为孳乳，于是以声与形相附而为形声，形与形相附而为会意，异其字同其义而为转注，异其义而同其字而为假借，此即所谓六书也，六书既备，则构成文字之因素以广……
显然，他认为：识篆是篆刻之本，识篆必究文字之源，而究文字之源，必从“六书”着手。
本文将详细介绍“六书”，深入细致地探讨“六书”方方面面。
“六书”的起源“六书”的名称最早见于《周礼》，原文是：
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是中国最早的基础教育，当时国家培育人才，最基础的教育就是以上这些内容，实际就是“六艺”，包括礼乐、射术、书、驭（车马）术等，其中第五条就是“六书”，注意，这里的六书，指的不是六种书法技艺，它指的是中国汉字最初的造字原理。
关于“六书”的排序及名称，有三种具有代表意义的说法：
1、郑众《周礼注》的解释，他所称的“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2、班固《汉书·艺文志》他解释“六书”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3、许慎《说文解字叙》，他认为的“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三家“六书”）
注意，三家“六书”排序和名称略有差异。
有意思的是，这三家的“六书”理论最早其实源于一家：
郑众的父亲是郑兴，郑兴是刘歆的弟子；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本于刘歆的《七略》；许慎是贾逵的弟子，而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是刘歆的弟子。三家继承的都是刘歆的理论，既是源出一家，其深层的差异我们可以暂时忽略，因为它只是三家不同的理解又繁衍成系统理论罢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邓散木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批判性地得出结论：
班郑同首象形，盖本于历史之演进，许为哲家，以始一终亥立说，故首列指事。
故六书之叙次，当从班氏，而其名称，则当以许为宗。
班固、郑众都把“象形”列为“六书”之首，是源于文字演进的基本规律，即文字起于象形；许慎有哲学家思想，因此将《说文解字》的字序安排为“始一终亥”（“一”是第一个部首，“亥”是最后一个部首）。
所以：邓先生认为“六书”的顺序，应当遵从班固之说，“六书”的名称，则应当遵从许慎之说。
（邓散木《篆刻学》第三页）
也就是说，邓先生认为正确学习“六书”的名称和顺序应当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也有部分学者把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称为“四体”，把转注、假借称为“二用”，是有道理的，“四体”是从文字的形体结构规律来说的；“二用”是就文字符号的运用规律来说的，当然，也有专家和学者不认可“四体二用”的说法，争论无益，暂且搁置。
“六书”细说1、象形
《说文解字》给的解释是：“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的古文字都是客观事物的图像（记数字是刻画符号，比较特殊，但也是一种抽象的图像），以此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下同，不再另注）。
这中间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文字绝不能等同于图画，图画就是图画，文字是经过规则化、线条化、符号化了的。它是将客观图像典型化、抽象化的符号。
